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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国际投行通过各种方式提前获取了经济情报，结果就造成了他们的报告总是能够预测得很准。实际上，这些国际投行经常是一些政府决策部门和领导的座上宾。一些不自信的政策决策者还往往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把他们的意见奉为圣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公众唯国际投行的马首是瞻，而本国的政府和研究机构，则逐步丧失了对经济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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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各国也有难念的经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人把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存在的问题称为亚洲病。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彻底搞明白亚洲病到底是什么呢，亚洲病似乎又一次将要走近这些国家。在全球通货膨胀全面启动的今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

已经不再是歌舞升平的一片繁荣，……。（详细内容请见原书，支持正版打击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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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探因——解开内外交织的谜团

如今有关经济政策，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当各色人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旁观者很容易发现这些争论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效率到底是个啥，就连很多自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其实也根本没搞清楚。有人把快速经济增长当作效率的体现，于是经济高增长率就成了追求的目标，直至今日还有不少中国人仍抱着这样超英赶美的心态，到了越南这样的口号则变成了超印赶中。经济政策的追求目标如果违背常识，在此基础上运行的宏观经济就难免出现问题。其实，经济增长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经济效率到底是什么，最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交待得很清楚，那就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既不抽象，也不难理解。正如电脑的电路板，不管多复杂，通电之后，能正常运行，不发热，才是有效率的设计一样，经济运行不发热，不短路，这就是效率。通过越南危机，至少应该明白这一点，就是效率和增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越南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从GDP的支出法构成出发，越南的问题可追溯到消费、投资、财政、贸易各个环节；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出发，也可在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汇率、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开放的宏观经济等方面发现蛛丝马迹。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分别从内部增长模式、对外开放、应对政策、国际经济形势、热钱冲击以及金融机构的助推等六个方面入手，绘制一份相对完整的内外因剖析图景，以飨读者。

2008年6月15日，越南，胡志明市，这个越南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港口城市阴云密布。

此时此刻，“亚洲最快乐”的越南人却饱含着复杂的心情，为他们的前总理、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武文杰（Vo　Van　Kiet）——举行隆重的国葬。这位曾经领导越南推行经济改革，帮助这个国家脱离贫困和独立的传奇人物在越南危机乍起，经济前景充满迷雾之际驾鹤西去，给心怀忐忑的人们又留下了一丝隐隐的不安。正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自由派官员”，在2007年公开致信时任总理阮晋勇，指出越南正在犯的错误和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所犯的错误一模一样。斯人已去，言犹在耳，八旬老人似乎一语成谶，他的预言不幸正在渐渐得到验证。

旁观者虽“清”，但当局者未必“迷”，执政者又何尝不知隐患之所在，何尝没有预见到可能逼近的危险。早在2004年越南第十一届国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阮晋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越南经济发展质量低且稳定性差。2008年3月31日，他又在越南《###》撰文警告，若不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不仅将影响到生产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还将影响越南中长期经济的增长，并使越南的投资环境恶化。然而，多年来高速发展的越南经济体系在“亚洲新星”的光环笼罩下，就像穿上了有魔力的红舞鞋，不可能自己停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岂是能在短期内融化的？

对越南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货币方面出现问题并不能单纯从金融体系里面找原因。一国的经济体系就像大树，要了解为什么会结出生病的果实，应该从这棵经济体系的树根、树枝、树叶找原因，也要分析它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变化，正如《矛盾论》所说：“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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