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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