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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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