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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于是，受害人状告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

胡戈说，事出有因。派出所之所以没有及时出警，是因为受害人因卖淫行为，多次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因此，公安机关认为*女的报警，是一场闹剧，才没有出警。

我说，这是对*女人格的歧视。作为公民，*女应该受到我国法律的平等保护。此案以我的当事人胜诉而告终。

（5）性骚扰案

我代理一位女秘书，向其老板追讨高额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原告长得漂亮，经常受到其老板的性骚扰。老板骚扰的手法包括，语言*（黄段子）、性器顶触、下流动作、触摸搂抱、电话骚扰等。

为了保证胜诉，我要求原告提供录音、录像等资料。原告按我的要求去做了。由于证据确凿，被告虽然拒不承认，法院还是判决被告支付高额精神损害抚慰金。

通过上述五个案例的介绍中，读者想必已经清楚地认识了我和胡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详细说来，我和胡戈有如下重大区别。

第一、办案底线

我和胡戈最大的区别，就是办案时坚守不同的自律底线。我办案时，严格按道德准则要求自己，力求作社会的良知、守法的楷模，从不为欺压弱者和陷害无辜的人辩护或代理。胡戈办案时，以非罪作为自律准则，只要行为不触犯刑律即可。

29、公案之办案承诺

胡戈说，客户给我钱，我必须对他负责。我只为钱服务，为有钱人服务。在我的眼里，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办案时，不问是非，只问金钱。谁支付得起律师费，我就为谁辩护或代理，哪管委托人是否陷害无辜或欺压弱者？

胡戈还说，律师不是道德楷模。我比有些律师强多了。我起码还坚守非罪底线，有些律师办案无底线，什么事都敢干。我说，你还想跟谁比？对于害群之马，省司法厅早晚会将他们清除出律师队伍。胡戈说，别妄下断言。这些律师道行都很深，轻易不会被揪出。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亘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猖狂。

第二、律师地位

我认为，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保持超然的独立地位，既独立于当事人，也独立于公、检、法、司。胡戈认为，受利益驱动，任何人都无法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律师也不例外。受当事人之托，当忠当事人之事，无法保持独立；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律师必须与公检法机关保持良好关系，必须听从公检法机关的指挥，即“听喝”。

第三、办案态度

我办案敢于跟公、检、法机关较真。胡戈认为，叫什么真？该服软时就服软；否则，不但自己碰得头破血流，还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我说，假如律师患了软骨病，还怎么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没有敢于碰硬、敢于较真的精神，怎么取信于当事人，怎么赢得公检法机关乃至对手的尊重？

胡戈说，对于公检法机关打招呼的案件，如果律师不服软，等于向公检法机关叫板。试问，无权无势的律师，斗得过公检法机关吗？公检法机关随便做个局，就给你及你代表的当事人穿上了小鞋，你还不能喊夹脚？比如，故意拖延诉讼进程；不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

第四、办案准则

我认为，律师办案，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力求实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当适法律’与‘实适法律’、‘当作判决’与‘实作判决’的统一，也就是一忠实、三统一。

胡戈认为，事无常、法无常；事外有事，法外有法。除了上帝之外，‘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当适法律’与‘实适法律’、‘当作判决’与‘实作判决’谁真谁假、谁对谁错，谁能说得清？

律师办案，不应拘泥于事实和法律。为了胜诉，必须超脱事实和法律，穷尽各种法内、法外救济手段，以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五、办案承诺

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我对当事人的承诺。我认为，律师可对当事人做出的承诺，必须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不对当事人作不切实际的承诺，如胜诉承诺。

30、公案之可怜之人

胡戈认为，胜诉是当事人的唯一选项，也应是办案律师的唯一选项。不敢做出胜诉承诺，说明律师对案件胜诉没信心，老百姓怎么会对你有信心？怎么敢聘请你？至于胜诉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果没有　实现预期目标，你可以卸责呀，比如司法不公。我说，这不是等于欺骗吗？我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