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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要炒出一碗风华绝代的炒饭，“冷饭热锅”之类是远远不够的，最好是用蒸饭来炒。

与煮饭相比，蒸出来的米饭较有咬头，如果使用竹或柏木作的甑子来蒸，还会有一种竹木的特殊香味，最适合炒饭。此外，开始蒸饭前从木甑里滗出的米汤，全程用小火煨着，留着用来送炒饭，堪称绝配。

其实要把一碗米饭炒香，只要是好米好饭，再加入适量的蛋黄和葱花油盐便已足够。在追求“饭香”的意义上，扬州炒饭的那些额外的配料只是徒增添花哨而已，弄不好还会反过来掩盖了米饭固有的芳香。至于蛋炒饭本身，鸡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添米饭的滑腻，吃起来也不至过于孤寡，使“金”包住每一粒米的要求实属过分，蛋始终只是配角，绝不可喧宾夺主，虽然“纸包鸡”可以变身为“鸡包纸”，可是蛋炒饭却断不可改革成饭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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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一档介绍各地炒饭的节目，其中有一家小店的老板在中华料理店出品的基础上往炒饭里加了更多的配料和调味，推出一种备受欢迎的独家密制炒饭，上桌时，在那一大叠花团锦簇的炒饭之外，还奉送白米饭一碗。这种匪夷所思的路子，想必是已将炒饭当成了“下饭”的菜。

你现在有几个嘴

Q：“你饭量大吗？”

A：“我嘴多时吃过八个馒头。”

Q：“那你现在有几个嘴？”

以上回答摘自“都是全拼惹的祸”，在线聊天的时候，若使用全拼输入，既可以把“最多”写成“嘴多”，也有可能把“趵突泉”这个约会地点打成“暴徒犬”。

按照弗洛伊德学说，上述种种“笔误”或因“音误”而造成的“笔误”也不能都归罪于全拼输入法。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切笔误其实都是潜意识的暴露或宣泄。由此看来，我们虽不至于去怀疑提出在“趵突泉”约会的那个GG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不轨的意图，不过就饭量而言，在“嘴多”和“饭量”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的。不然的话，我们也就不会骂一个话多的人为“多嘴”了。

论饭量，以一个人外在的“嘴多嘴少”或者“嘴大嘴小”，很容易得出最直观的结论，与此同时，同样外在的“肚皮”及“个头”的大小，也会自动与“饭量”形成数学上的正比关系。所以，当刘姥姥在荣国府的饭桌前“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时，为了体现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自己不仅要忍住“不语”，而且非得“鼓着腮”不可。刘姥姥的告白，在搞笑之外也不排除以搞笑来遮自己的馋嘴之羞的目的。即使老刘是一个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庄户人，即使她老人家在放出豪言壮语之后又使出“鼓着腮”的身体语言，她的食量仍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她充其量故足了气，也只长了一张嘴。

就算是妖怪，拥有嘴巴一张以上者也不多见。但是嘴少没关系，只要够大，够长，照样可以用大进大出的方式保持量贩式的饭量。猪八戒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听听高老庄庄主是怎样向唐僧投诉的：“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作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有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彀。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罄净。”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以猪八戒那种“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的劳动生产力而论，多吃几碗米饭几打烧饼，本来无可厚非。投入和产出的严重失衡，才是高老庄之庄园经济所遇到的根本问题。

日本棋谚云：“棋力如饭量，勉强不得。”

围棋我的不懂，不过聂卫平我是知道的。我不知道聂卫平的棋力，不过对他的饭量却有一点间接的了解。聂卫平过去在一则访谈中向人说过，他爱吃面食，“不仅爱吃炸酱面，对米饭、饺子也很喜欢。”又一次棋院的食堂吃饺子，一个同伴提出同他比赛，看谁吃得多，胜负之差是五个饺子。结果，聂卫平虽然输了，却也创下了他个人饮食生涯中最高的饺子记录——一百一十个。

老聂老矣，尚能饭否？棋力和饭量除了不能勉强，而且是一个变量。除了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外，还经常性地因每个人的“当下状态”而变化。就拿老聂来说吧，之所以能一顿吃下一百一十个饺子，其实并不太关食量的事，主要是置身于棋院食堂的“竞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