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部分(第3/4 页)

重要旧军官，如将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提升为集团军总司令。

三、扶旧抑新（7）

除此之外，阎锡山在会上还通过了“严格执行纪律”“整饬纪律实行制裁”两案，规定“对决议与根据决议案所下达的命令不彻底奉行”与“不能依预定期限完成计划而又不预先声明理由者，以贻误论罪”。“在职公务员不准托故弃职离开战区，有名义在外无职务，一律调回，速令不返久假不归予以撤职”。并派出“执法巡视团”到各区、县巡回考查，以加强其政治统治。

为了监视各基层的抗日活动，阎锡山特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方法”。规定：“县区机关团体，如有特殊工作计划和办法，都要抄给视察员参证。”“视察员得列席关于行政设施的重要会议。”阎锡山还担心视察员靠不住，又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联署的名义，制定“山西省军政实察办法”，名之曰“复式考察”。该办法规定：每区（专区）派实察专员军、政、民各一人”，“接受军政人员违法、失职或不当之处分的呈诉”。而且还规定“秘密的事亲自见我（阎）面陈”。这些“视察员”“实察专员”权势很大，是阎锡山派往各地的耳目，目的在于了解牺盟会等抗日团体的活动。

阎锡山虽公开扶旧抑新，但是，口头上仍声称：“蒋介石*，我们不反。只要我们把山西搞成山西人的山西就行了。”　言外之意，就是把山西搞成阎锡山的一统天下。

由此可见，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对内对外政策的转折点，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防共、和日，重点在于防范共产党，加强军政统治。因此，这次会议也就成为阎锡山准备进攻新军消灭决死队，取消战动总会、牺盟会，策应蒋介石第一次*高潮的动员会。

阎锡山自感此次会议虽“费时至多”，但“收获亦属不少”。通过这次会议“决定基础及效用工作，以训练万能作到统一认识；以纪律万能作到统一行动。取消政委、专员兼保安司令，总司令不兼军长。军队则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待遇，完成30万团力的铁军。”对于取消新军政委制，阎锡山也明知：“与新军进步虽不免有所损失”，但是，为了防范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哪里还顾及新军的发展呢？

因此，薄一波在1939年10月就分析道：

确实的和平妥协的阴云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会议时汪精卫叛党卖国，山西的顽固分子就蠢蠢思动，就进攻进步的力量。他们企图把秋林会议变成一个不流血的政变，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收复”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这些抗日根据地，所以秋林会议就变成一个新旧力量斗争的会议。

杨献珍在1940年1月也撰文认为：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一定时期，可能表现某些有限的进步。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限制中发展的，而到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在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反抗战等问题，具体地动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内部摩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系统中的内部摩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反动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

三、扶旧抑新（8）

秋林会议之后，山西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打击进步势力

阎锡山长期割据一方、拥兵自卫，处处以其“自存”和“自固”为出发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能够联共、拥蒋，积极抗日，使第二战区一度呈现出团结抗战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存”和“自固”。但是，1938年2月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他感到控制不了了。于是，他下决心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各进步群众团体。他从当年2月的临汾会议开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　即在不公开放弃“联共抗日”的口号下，由暗中限制逐步发展为公开打击各种进步势力。

首先，暗中限制进步势力。第一次古贤会议后，阎锡山借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委任旧派陈兴邦、尚因培为第八、九专署专员，有意识地缩小新派势力的活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