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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殿下之说啊，又提倡重罪治天下，此亦邪说。殿下既然重道家，当知道老子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刘协道：“老子这句话说的很对啊，但有一点，若百姓可活，则畏死，若百姓不可活，则不畏死啊，故法家之根在于儒家，以儒家教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再有法家延续大治，稳定国强民富的根基并不能完全只靠儒家。转而过来看，儒家的叶又生于法家，以法家定天下，再以儒家教化百姓，此才是治国之道。令祖管仲曾经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维所说得正是礼、义、廉、耻，与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本质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依孤王所看，法儒之争不在于刑，在于法求制，儒求仁，法家讲究以制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实幼安心中应该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吗？孤王以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却是教化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求于法，法的存在使人畏，虽然不一定归于仁化，但至少不会危害其他追求仁义忠孝的百姓。”

复又道：“其实啊，孤王以为儒家所说的治国之道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大汉虽然实施独尊儒家的策略，但结果呢，汉武皇帝还是穷兵黜武，也还用严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认为单靠儒家就可以治国，法家的思想对儒家而言是一个最好的补充。法家追求法、术、势三者结合，追求废私立公，讲礼仪反礼权，讲定分止争，追求兴功惧暴，讲好利恶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这些都是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这些，试问天下会是什么样子，汉室历代皇帝，谁没有用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阳大治和孤王的《襄阳治略》本质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没啊！”

“当然，法儒两家必须要平衡，即不能过于重法，也不能过于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复以法儒共制之，彼此制衡，使大汉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过于重礼权，使商人趋之以利，使军政官员趋之以功，然又以儒学劝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规劝百姓守法重道，休生养息，安国定邦，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国之学。”

管宁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决议，臣苦谏无功，身为下臣，只能为殿下推广之，但愿殿下所说的治国之学确实能够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广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学士必信之！”

刘协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说于他人，他人又岂能信服。”

管宁道：“我祖效力于齐桓公，虽广有功绩，实则忽视了两点，法制定之时不考虑民的想法，又过于强调法的威吓，故虽可立一时之功，难保千秋，以致齐国之败，而李斯又导致了秦朝之败啊！”

刘协微微颔首，道：“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长处，相互弥补，新的法家将由刘巴主力推介，将法的威吓作用改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种帝王和百姓都认同的规矩，而不是简单的法制，以道家的学说劝诫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两家的论点都认为法的恒变性，就是说法的存在是因时而变的，只有最适应当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对于利国仁忠的商士尊为儒商，将只顾私利的商人视为不仁不义之人；法家纳兵道，除重刑之苛，亦采纳天人合一，万物守道的法；而道家纳入医道，排除丹学，这样一来，三家就可以相互融合，互不冲突，虽略有制衡，亦对天下有利！”

管宁道：“愿从殿下之言，臣近日必定重订讲义，不再独尊儒术，求与法、道共融，望殿下谨记今日存善去弊之言，日后不可过于重法重法，亦不能弃儒学！”

刘协宽慰他道：“幼安权且放心，孤王必谨记之，三家制衡，各取长者，使天下大治！”

在管宁接受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的思想后，刘协对推广这种思想也更加富有信心，同时安排糜竺在商道中要首尊儒家，称自己为儒商，令张机将医道融于道家，而兵道则归于法家分支，讲究以儒约商，以法治军，以道释医。

刘协也清楚，最困难得还是将商融入新儒学中，这不仅是商人单方面愿意就可以的，实际上儒学大士有谁不藐视商人的，只是刘协折中制衡诠释，认为儒家的重农的本质不是如何鼓励农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农的薄税至无的境界，要令天下百姓务农者少纳税，就必须依靠商人进行补贴和维持。

也许，数百年内都不能完全实现百姓务农无需纳税的重农目标，但将其定位新儒家的核心梦想，就一定会有无数的学士为了这个目标而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