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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　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