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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