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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目的分成内在与外在，以外在目的来说，战争只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此目的是仁慈的，是救国救民的，战争内在的目的则是杀敌至果，要压迫敌人放下武器，要敌人臣服于我们的政治意志。因此以目的的层面来说，一个拿战争作为手段，一个是战争本身的目的，其目的只有杀敌至果，不能考虑别的事情，而外在的目的也绝不能颠倒，所以要救自己，也要救别人，这一方面就变成战争论中一个重要的要项。战争的本质在以战止战，以目的来说两者不同，以手段来说，战争绝不能滥杀无辜、赶尽杀绝，但是内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如果外在仁慈，内在则是残酷的，就如父亲所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

战备支援

我担任第三厅副厅长（相当于现在的作战次长）时，因为厅长病故，我代理厅长参加国防会议。在某一次国防会议中，“国防部”提报一个反攻的案子，在报告中说我们有资财可以支援反攻作战四十八天，最后我分析这个案子并做了一个结论———本案只能支援八天。父亲听了之后很生气，因为其他人报告时都说可以支援四十八天，前后相差太多。这么大的一个反攻作战计划，登陆后只能打八天，到那时候又不能撤退，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父亲当时朝着参谋总长看，总长朝着副总长看，副总长就朝着次长看，大家都无言以对，其实他们也是无辜的，因为错误出在第四厅。不过，父亲非常仁慈，从不令部下紧张，当时他就回过头来对着我说：“蒋代厅长，你说只有八天的支援能量，是从哪方面来看？”我说：“报告‘总统’，所有的支援都足够维持四十八天，或是四十八天以上，所以他们报告有四十八天的支援量，但是我们只能以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做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说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后来父亲还大大地称赞我一番，并告诉我一个参谋作业必须如此细腻。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是因为相似的例子时常发生，向元首报告必须注意，攸关战略的才是重点。

预备役

我们的预备役不健全，对国家而言是一种浪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了那一朝，都得养着，这是不行的。要发展预备役，保持预备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间的职务都已经是经理级以上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官阶只是预备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银行经理，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在写东西，我问他：“一个银行经理还需要自己写东西吗？”他说他在做一个演习作战计划。他是预备师的师长，每一个月他都要请团长级的人聚餐，包括师部参谋长、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长、第一团至第三团团长、炮兵团团长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营长，每一次聚餐都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团长回去后会找各营营长聚餐；依次类推，营长找各连连长，连长找各排排长，排长找各班班长，班长找本班的兵，都是一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问题，所以瑞士全国皆兵。反观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在三军大学创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人的计划、行动都是“太监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没有了。我在三军大学一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他们在作业上就提高警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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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一体制

一个防御计划一定有一个逆袭计划，敌人打进来时，我们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们的阵地；此外，如果我们是守势，守势计划的最后一段则是转移攻势的时机与方式。我们对于“攻守一体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做好，如何从守势转移攻势，在哪种时机转移，以哪种方式转移，为了这种有计划的做法，联勤的生产一定要有策划。如果我能够早十年当联勤总司令，我就可以把国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我曾经说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准备，就敢发动欧洲大战，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国工业来备战，打一个五十年以前的战争，现在以台湾的工业基础，给我六年的时间，我绝对可以让国军打回大陆去。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工业基础而言，除了拿到一点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坏，愈用愈少，敌不过我们所建立的新军，只要给我六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去。而且经过六年之后，大陆人民对共产主义也厌倦了，所以这场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当联勤总司令的时间太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机会反攻时，美国又百般阻挠。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