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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棵靠近围墙的树，身子朝外一纵上了围墙，然后凭借惯力跳下了围墙。随着落地时发出的“咚”的一声闷响，军事基地大院内传来公安人员和看守的惊呼，“不好，罪犯逃跑了！”“追呀，快追李万明呀！”接着，嘈杂的紧急集合声、警笛的吼叫声在大院响起。李万明不敢怠慢，拖着摔伤的腿一瘸一拐地迅速冲进农田，消失在茫茫雾海之中。

李万明逃跑的消息很快报告到渭南市有关部门，领导们在电话里对华阴警方大发雷霆，严厉训斥，责令“务必集中所有警力，全力进行追捕缉拿”。

很快，一支由数百名警察、武警及联防队员组成的追捕大队开始行动了。一批警察赶到李万明华县赤水镇江村的老家，要他八旬老母“必须马上把罪犯交出来，不然我们就要给你定窝藏罪，连你也一块抓起来！”见李万明惊恐万状的老母实在不知李的下落，警察们便安排人在村里守株待兔，四天之后方才撤走。

得知李万明逃脱，渭南市移民办郑博主任等人对办案不力的华阴市公安虽然又气又急，却又不敢吱声，相反，他们还安抚华阴警方：逃了不要紧，抓回来就是了，费用我们会解决的——事后，李万明才知道，当初，华阴市公安局曾以李万明案和搜缴《工人日报》并非刑事案件、公安局缺办案车辆、缺乏办案经费等为由而不乐意受案，深知其意的市某领导说：抓住李万明，搜查《工人日报》，这是当前维护库区稳定最大的案件，缺车缺费用找市移民局拨就行了。

据渭南移民办当时的财会人员李某透露：为抓捕李万明和在库区搜查《工人日报》，移民办共给华阴市公安局拨去37万元的“办案经费”。

在用移民经费换取警方支持的同时，移民办也投入不少力量“办案”，特别是李万明逃跑后，市移民办马上组织力量在单位内蹲守。一位李姓的职工至今还记得：李万明“脱逃”的当天下午，移民办大院里原来那盏昏黄的路灯换成了500瓦的白炽灯，晚上，强烈的灯光把大院和通向住宿区的路照得如同白昼。他和秘书科长在办公楼三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关掉灯，趴在窗口专注地紧盯院内，只要李万明一出现，他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内用身后桌上的电话通报公安局前来抓捕。为防止李万明回家后再次逃跑，市移民办将人们日常通行的家属楼后通道焊上铁栅栏将其封死——这道当年抓捕李万明时设下的封锁线至今仍横蛮地挡在阴森昏暗的楼道里，成了渭南市移民办不给人方便的标志性建筑和令人难忘那段历史的一道“风景”。

郑博在移民办内安排的设防和蹲守显然多余，当天，警方通报：“逃犯”已逃向了库区。

根据有关线索，华阴市公安局把抓捕的主要警力集中在渭河滩和移民区，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都设置了检查站，对过往车辆和行人逐一盘查。在乡间小道上，也投入了大量的警力进行拉网式搜查，还发动乡、村、组干部对一些重点移民进行了全天候的监控，防止其帮助李万明逃脱。

警方严密的布防措施将李万明逼进了漫无边际的渭河滩涂，他不敢搭车，不敢走大道，不敢进入村庄，只能凭借大雾的掩护与追捕者迂徊、周旋。在野外亡命奔波十多多小时后，李万明脚跑肿了，皮鞋跑裂了，裤子上沾满了泥巴和草叶，腿上多处被荆棘划破，血水渗透了他的毛裤。好几次，李万明差点迎面撞上警车，吓得他连滚带爬地钻进路旁的芦苇。到了后半夜，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李万明才躲进了一朋友家，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又作了一些化装后，终于躲过车站的哨卡，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一天后，李万明出现在北京的工人日报社的大门外。两个月前到渭南采访过李万明的记者丁国元竟没能将其认出。丁记者后来回忆说：“李万明打着招呼要同我握手时，我本能地躲开了——我以为碰上了乞丐”。

第二天，“乞丐”在丁国元的陪同下走进了中纪委办公大楼，第九监察室的负责人接待了他。看过李万明的反映信，又向丁、李二人问过有关情况后。第九监察室负责人当即用电话通知陕西省纪委转告陕西省公安厅：

①、对李万明同志不能有任何虐待行为；

②、对李万明同志的举报行为要给予保护；

③、对李万明同志在移民聚会之事上的调查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如无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要尽快予以释放……

李万明回忆说：有了中纪委的指示，我放心地重新回到了渭河滩的军事基地。从此，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公安人员既允许我自己单独上基地的机关食堂吃饭，也允许我在军事基地自由散步，还允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