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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他把纸页摞理整齐，依旧装回信袋：

“这是给我们的吗？”

辛辛苦苦写的重要材料，当然是到这儿来上交的，希望这儿能转呈给陈伯达首长，让党中央知道。可是黄成觉得军官有点不以为然，便对状子的前途有点担心了。他不由得撒了谎：

“是我们想邮给中央首长的。”他示意地看了一下信袋上赫然的“陈伯达首长收”几个字，希望军官能继续听他叨叨。

军官把沉甸甸的信袋递还给黄成，又在记录本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关切地问：“还有什么事？”似乎接待已结束！

黄成惊慌了，焦急地抢着快说：

“没有别的事，就是我说的和这上面写的这些。具体情况写不清楚，只有当面反映才说得清，所以组织上才派我来的。我们总共有好几千人，被撵出来已快一年了……”

他慌乱地把自己荣升成了川南所有各级流亡政府的总代表，妄图以此显赫身份和重要使命来挽留住军官的兴致。他竟忘却了在他的材料里，丝毫没有关怀到那些流亡在外的人，而且自己也绝不愿关心。

军官满脸专注地又听了一会儿，见他很快又将反映的范围缩小到自己的事情上去了，便提醒他：

“这些事材料上不是已写了的吗？”

“有些可能你没看到。”话一出口，黄成立即后悔不该把对军官的不放心表示出来，马上改口，“我们写得乱七八糟的，没详细分类读起来费劲。”

军官轻轻笑了：“都看了，写得不错。能说明问题就行，搞罗嗦了反而使问题不突出了。你们要反映的不就是……”

真可谓有过目不忘功夫的中年军官，把黄成在匆忙中还没口述到的几件事，凭记忆从材料中选取出来做了例举，口中不乏理解同情。

黄成眼里闪现出钦佩感激之光，满怀希望地问：

“咋个解决呢？”

军官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他想了想，沉思着缓慢回答：“你先回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你不是知识青年吗？现在四川已开始收中稻了吧？我去过四川，现在差不多打中稻了，正是忙的时候。回去好好搞秋收。秋收不搞好，就没有饭吃呀，粮食糟蹋了。类似于你们那儿的情况，全国其它地方也有，事情迟早总会有个解决的，相信群众，相信党。”他见黄成双手拿着信袋犹豫不决，便补充，“材料可以留在这里，自己邮也行，一样的。”

“一回事？”

军官点点头。

黄成丧气得快瘫软了：仅仅交一个信袋，何必跑到北京来呢？万水千山露宿风餐近一个月，其意义，只抵一张八分钱的邮票！

把材料留在这儿；让他们公事公办地慢慢转上去（真会转交上去？），还不如自己亲手邮寄放心，邮寄还可以一下子将事情直接反映到中央首长那儿去。不过，即使那样，等中央处理到这件事情上来时，不知已是何年何月了，关键是现在就要捧个“圣旨”回去，保障住自己最起码的人身安全。

“给我开个证明吧，否则回去后组织上说我没到这儿来过。反正我到这儿来向你们反映了情况是事实。”黄成想，哪怕有个类似的“圣旨”也好。他自然不敢暴露自己是个逃犯，说话得与刚才擅自当上的特使身份相符才行。

“你有车票吧？”

“有。我是组织正式派来的，当然有车票。”

“车票就证明你来过了嘛。”

黄成瞠目结舌，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狡辩：“但没有个凭证，人家会说我到了北京也不一定受到了你们的接见啊！比如大门口就有很多人没进来成。”

军官早就猜到了黄成的逃亡身份和意图，这样的人他天天都在领教。面对黄成的黔驴小技，他既觉得可怜，又觉得这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深深地感知，在无数的上访者中，虽大有无辜善良者，但也不乏因为自身的秉性而致祸的。只要读读他们的状子或听他们讲一会儿话，就可发现在他们身上，常明显地有些难相处或易招惹事非的脾气，如偏激好胜、好出风头、多嘴多舌、尖酸自私、目无领导、专横暴躁、心胸狭窄、自作聪明、骄傲自大甚至理想主义等等，而且都有一张将这些德行充分展现、不甘寂寞、不顾别人感受、好显示自己聪睿高明正直的臭嘴。这些好象与政治问题无关、但如果又突出得与众不同了的毛病，一旦碰上*这样的气候，加之阴错阳差，便以各种形式演变成了他们政治上的灾难，所以，毛主席一再提醒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黄成的事当然也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