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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她不仅挤到车前看了个满意，而且还与车队同步前行了一段，现在，她右手用花手绢擦着脸上和白脖子里的汗，左手猛扇着一本《样板戏选段》，对着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店员，用不必要的大声介绍汪三的落网：

“你晓得他龟儿子咋个遭抓的吗？他正从老林头下来，手头还提着个小口袋儿，一看到群专部去的人，就欢喜球了，说：‘来啦？我自己都要回来了。’口袋儿都不要球了，甩到路坎底下，伸手让人捆他。”

与她相熟的顾客问她：“他欢喜啥子哦？”

“欢喜啥子？狗日的说他过不起‘白毛男’的日子！”

“口袋儿没拣起来看看？里头是啥子？”

“两个小天麻，侬大！”活泼的胖姑娘，高举起握花手绢的右手，将白嫩的小手指跷起，好象兰花指，可爱地转了转。

男店员奇怪：“咋个晓得他钻到那儿去了？听说那儿从成都出去、还有好远咧。”

好气色的年轻女店员扇着薄书，昂首把时髦而有香味的短发往后一掠甩，目光斜扫了一下店内的听众们。手拿书本的听众们正专注地竖耳等候着她。在这儿，大概确实只有她，才知道这一阶级斗争大事的内幕，因为群专部里飞兵前去捉拿汪三的五人小组副组长，就是她家的好邻居。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似乎有点气愤：

“咋个晓得？他表弟不写信过来，这边咋个晓得？还是他妈的亲表弟！”

不料在书店逛客中，也有知情而可炫耀者，一个三十多岁，虽瘦小但精悍的男子发言了：

“不—对，不是表弟，那是他表哥。听说他表哥家庭成分也恼火，是地主。”逛客强调了这重要之处，“他叫汪三和他一块儿去公社报临时户口，汪三啥子证明都没得，不去。他表哥哪敢惹哟，拖了一段时间，肯定养不起了，才想起给这边县革委写信过来打听的。其实看他那个逃荒要饭的样子就不正常，当时就该报告当地告政府。”

胖姑娘很反感自己的新闻专利受到了侵犯，她瞟了几眼那位颇有阶级立场、正洋洋得意的人物，见他身上是较脏旧的蓝布中山装，黑步鞋头上的小洞，已露出了白亮的大脚指甲，不过就是个还没得志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顶多象个拮据而自信的农村小学教师，便坐到桌旁，边开始磕瓜子，边冷冷地大声说：

“表哥？怕还有表嫂哟！组织上都没球调查，他妈的地主狗崽子，就写球些信来调查起表哥了，他还搞正了，呸！”她大声地吐了一下瓜子壳，“汪三这龟儿子，从头到尾就没碰上过好人，是人是鬼都要踩一脚，哼！”说完，她快速地抹收起桌上的瓜子壳，走到店门口，用力将它们鄙夷地抛掷出去。

短小精悍的破步鞋逛客停住了翻书，执拗的脸上有了愤怒的红色，他急切地思忖着反击的措词。

听了姑娘的讥骂，黄成的脸也发热了，他继续看着手中的书，装着没在意或没听懂。

有人旁边窃笑。

男店员观察着，他边用鸡毛掸子拂扫玻璃柜台，边打趣：

“唉，三妹妹，个个都象你家表哥对你那样噻，那就好了哟﹏”最后的“哟”，摇曳得十分地庆贺和快活。

“放你妈的狗臭屁！”女店员头也不回地骂他，但听不出怒气，相反，还有点得意和释然，她已出了气了。

有几人出声笑了，大家又开始高兴地往下聊。

黄成一页又一页地慢慢翻着书，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没人愿再提及引起了不愉快争议的汪三，大家谈起了了另外两个死囚：

那二人系父子俩，是乡下某小镇上的两个裁缝。他俩很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前，在小镇上组织了一个　“红心党”，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全“党”成员也就十来个人。

这个所谓的党，原来是红派在该镇上的一个下属群众组织，红派得势时，还参与着掌了几天镇上的大权，后来红派武装被打出去成了反革命了，它自然也就成了残存在县内的反革命余孽了。

要命的是，他们不仅还继续活动，偷偷地贴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反动标语，而且过分操心天下大事，远远地离了谱：

有一天，父子俩把镇上一位昔日的算命先生悄悄请到家中，给新生红色政权算命，看它还能撑几天。那搞了半辈子迷信活动而不知悔改的家伙，竟在收了一角钱后，又操起了旧业，说它过不了今年春节。

高兴之余，父子俩又随便要给毛主席算个命，好奇地想知道他老人家究竟能有多大高寿。

不知咋的，算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