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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递减，直到零。以上所报告的利润率可能夸大了制药行业的实际利润，这是由于会计记账方式造成的（研究成本被当作当期费用，而实际上它更应该被视为投资）。但即使修正了这一误差，稍有降低的回报率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制药行业的利润还是相当丰厚的。

然而，这些公司自身并不是全球药品市场失败的主要根源，它们不过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已。我们应该把这当作给定的条件，进一步探讨市场设计的深层话题。

为了收回那些代价高昂、不确定性强的研究项目的成本，任何成功开发的药品在定价的时候都必须远远超过其制造成本。这正是专利法要做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保证发明人的垄断权利。全球药品市场的运转也恰恰是按照这样的设计进行的。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条件，就是设计出一套可以替代的系统，并取得更好的结果。

全球药品市场缺陷的根源并不是制药公司的定价政策，而是许多国家的贫困。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在一次艾滋病国际会议上指出，极度的贫困——而不是疾病——是非洲大陆的头号杀手。如果我们降低对付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价格，将会有更多的非洲人用得起它，但大多数人仍然用不起。因为即使售价很低，需要购买的全部药品的庞大数量也足以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医疗预算破产。即使按照原来定价的一折出售，一年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费用也超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另外，如果在抗艾滋病药物上的花费太多，还会挤占其他许多迫切的需求，例如治疗肺结核和肺炎的药物等。同时，单纯地购买抗艾滋病药物还不能解决问题。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使用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了充分实现其疗效，患者需要得到医生的持续指导，这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没有基础医疗服务的改善，即使有了药品，它的疗效也将十分有限。所以，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贫困。

越富裕的国家将是越健康的国家，居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统计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增长，才会有对抗疫病所需要的资源。社会的变革可以带来更好的预防措施，比如说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都是抗艾滋病防治计划所必需的部分，而这样的改进也都依赖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艾滋病和其他各种热带病的治疗而言，经济增长才是唯一可靠的药方。当然，经济增长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且它毕竟是远期的事情，也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显出成效，对于眼下的患者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希望。我们还急需找到应变的办法。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4）

这样的应变方法并不容易设计。在制药的创新和服务方面，还没有什么替代机制可以比目前的市场做得更好。防治疟疾等热带病的新疫苗可以挽救许许多多的生命，它的社会价值非常高，远远超过了把疫苗销售给需要它的穷人所带来的收入，因此，来自市场的激励必然是不足的。销售收入太少，就难以弥补开发者的研究费用。因此，贫困是主要的问题，根据市场的规则进行修补恐怕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可能会有所帮助。

市场设计是问题的一部分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市场显示，研究疟疾的治疗方法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研究阳痿的治疗方法则可以财源滚滚，那么研究人员的努力方向应该指向哪里就很明显了。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败，市场体系还是取得了许多确实令人赞叹的成就，大量延长寿命和改进生活质量的新药被开发出来。抗反转录病毒药品已经挽救了数以千计原本会死于艾滋病的患者。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指出，研发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在发达国家，抗生素和疫苗的应用基本上已经消灭了白喉、梅毒、百日咳、麻疹和脊髓灰质炎。流感、肺炎、心脏病、中风和溃疡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显著减少。成千上万的人活得更长、更有价值、更舒适了。

这些奇迹般的药物发明都是市场激励的结果。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那么有许多药物将不存在。亚当·斯密说，自利的行为可以导致公益性的结果，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对利润的追求创造了无数挽救生命的药物。除了市场之外，其他所有经济机制都没有能够持续不断地促进大规模的药物创新。与市场激励相比，由国际组织或政府来提供药物的做法在新药研发方面都没有获得制药公司那样的成功。美国和西欧的一些政府实验室尽管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但是它们缺乏把基础科学转变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