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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诫。此议一出，众###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确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颇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保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沧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他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众生，他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执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