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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抗战胜利后，妈妈回到岳池县城，任江西馆小学校长。在重庆当学徙的大哥也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学。这段时间，经常有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员来找妈妈。妈妈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全由我来传递。他们有时谈话很严肃，孩子们是不准在场的。我们在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就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招呼，说笑，等来人进屋，里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闲聊。我知道他们有秘密，养成了习惯，从不发问。当一个姓何的叔叔（解放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来时，家里人格外慎密。妈妈悄悄地把我们招呼进去，何叔叔对我们讲解放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已经由多少万发展到多少万，我们越听越高兴，因为解放军、共产党胜利，就意味着我们和爸爸团聚。边我们小孩子也都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他们的大目标。晚上听到哪里狗叫，哪里就有人被捕。我为妈妈和二哥提心吊胆。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迎来灿烂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却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他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了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