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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世。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炫）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　？＇…＇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二号囚房未提出枪杀的有五个，由其他囚室押进的有十个，在楼上的郭德贤及其子女三个未动）共十五个，集中以后，原站在监狱内的岗哨特务（这种岗哨是执行大屠杀时临时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岗哨）陆续撤出去了，继后，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特务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特务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风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就打了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