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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再见到他，但他第二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却又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为自豪。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86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并且常常想到自杀。在那家诊所指点她加入了SAA团体之后，她一连几个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触。这期间她因涉嫌福利诈骗而被拘留：当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职之前曾领取了她没有资格得到的福利救济金。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则成了当地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几个妇女权利组织的支持。

在法庭上，几个受到同样指控的、先于她出庭的妇女都认了罪；然而她却力陈自己无罪，最后，对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丽因此成为了一个旨在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济而受到惩处的妇女们平反的团体的重要成员。她说她逐渐看清了“妇女是如何受到鄙视，她们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会得到多么严厉的判决”。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说，“性是获得权力的一条途径……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径。”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43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她开始与一个男人建立一种新关系，跟他住在一起，尽量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格丽的行为是否就像那一长串男性勾引者一样，是试图尽可能地尝试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吗？我想答案理所当然是肯定的。她通过利用色相来进行某种追求，这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受挫的寻求；这种努力并不是传统的追求爱情。她主动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里等他们打来电话。她的自我评价与其性技能密切相关，这包括她获得和给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还记录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数量。

然而；她的故事确有着某种绝望的、悲剧性的色彩，这种情况有时也见于同类男性的经历中，但通常没有那么明显。当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采取某种类似于传统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欲看做是自己性行为的组织性动力的态度，而不会产生太多的心理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女性，格丽也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她的行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仅酗酒而且脾气暴躁，常常向孩子们发泄。他把家里的4个女儿都给奸污了；格丽学会了对他“友好”——换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护自己和姐妹们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当地保护儿童权益机构的官员报告了父？的恶行。当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家里调查时，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后，父？便对她大发雷霆、拳脚相加，此后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开的抱怨了

格丽“需要性”。她是试图把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早就懂得，在一个她对其实际影响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给予了她一种控制手段。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虚幻；而且也的确如此：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那种为大多数此类男人视为当然的物质支持，或广泛的正式承认。她可以召来男人，主动寻找新的性伙伴，但她进行性交往中在某个方面却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则不受限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男人仍然觉得女人像他们惯常对待女人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恰当的，而且具有威胁性，需要不断的性认可已成为格丽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瘾的性质

在断定把格丽的行为说成是性瘾这一点是否合理之前，先让我回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层面，思考一下瘾这一概念的可能含义。瘾的概念最初几乎完全与对酒精或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化学性依赖相联系。一旦这个概念被医学化，它就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在这种意义上瘾指的是生物体的一种状态。不过，这一概念掩盖了瘾表现为强迫性行为的事实。甚至就化学性依赖来说，瘾事实上是可以根据某种习惯对个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响以及戒除它的困难程度来测定的

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都是惯例化的：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既形成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产了我们的行为所促成的那些惯例。但这些惯例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内肯在行为模式、习惯、强迫性行为和瘾之间作了一组有益的区分。克雷格·内肯：《上瘾人格：根源、仪式和恢复》，赫兹尔顿出版社，明尼苏达，1988。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有助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惯例，但个人在需要时可以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