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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

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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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

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１０８０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

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

（１０２８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

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形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１０４３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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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

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我以为，这种总的概括的评价，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不能从这种概括的估价中演绎出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说法我以为并不符合实际。例如说，辛亥革命中“形成强大无比的革命势力”。又例如说，“在世界上很少国家像中国辛亥革命这样，从革命爆发，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英美法等国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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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经过多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