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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五千三百字的“拥鲁”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的写作艺术》13。此文称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称赞《阿Q正传》“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又揄扬鲁迅小说“用笔的深刻冷隽”、“句法的简洁峭拔”、“体裁的新颖独到”。其实，这里讲的都是艺术性，而非政治态度问题。可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刘心皇看来，“反鲁”就得一反到底：从政治到艺术，从人品到文品，从立场到技巧。其实，不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看，“反鲁”的人不一定会从头反到脚，并可能喜欢《阿Q正传》，也可能引用鲁迅的某些警句，称赞鲁迅的语言为“标准的白话”。可在*的日子里，“拥鲁”就意味着“拥共”，因而许多作家哪怕喜欢阿Q这个人物形象，也得赶紧划清界限，声明自己根本不喜欢甚至没读过鲁迅作品。难怪苏雪林对这件往事讳莫如深，待被“检举”后不得不在《为〈国闻周报〉旧账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释说，她是从艺术角度赞扬鲁迅的，“我所反对的是鲁迅的为人及其杂文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对《阿Q正传》，我直到于今还说他写得很不错”。14这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　想看书来

苏雪林（3）

苏雪林以死呼救

“文坛往事辨伪案”的第二个“伪”是指苏雪林借悼胡适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说大陆50年代前期动员了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写了三百万言的批胡文章，皆“导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鲁事件。我这只火老鸦，带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场回禄之灾，至今余焰犹燃，并且愈烧愈炽。我真对不住胡先生呀”。这显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实，大陆清算胡适思想，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离国民党。其次是他在学术思想上从实验主义出发，提倡以考证取代研究；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此为武器去“抵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压根儿与苏雪林的“反鲁”事件沾不上边。要说是因谁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起。这就难怪刘心皇在《欺世“大师”——与苏雪林女士“话”文坛“往事”》中指苏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扬己’的，而‘悼胡’仅属于陪衬地位，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刘心皇对苏雪林的《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驳后，苏雪林气急败坏，写了据说多达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机关，对寒爵加以诬告；有的投向教育机构和文化界朋友，对寒爵、刘心皇散布流言，称对方是“左派作风”、“文坛败类”。失去理智的苏雪林顾不得基本的逻辑常识，当她得知刘心皇要把论战文章印为《文坛往事辨伪》一书发行时，到处找“文艺界的同志力加劝阻”，还上告警察部门，邀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来再三劝告”，可刘心皇还是我行我素，苏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还要预备出国！”16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压高的老年人“活活气死”，二是指被骂死。在*时代，像刘心皇写的《苏雪林女士与鲁迅的关系》17一类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艺批评演变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无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刘心皇自己的话来说，扣红帽子的后果是“轻则坐牢，重则可杀头”。18因而，苏雪林无法吞下这一口气，向“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写公开信骂刘心皇为“无耻文棍”。刘为了报一箭之仇，决定继续发行《文坛往事辨伪》一书。苏雪林又写作《栽诬和恳求严厉制裁》的信件，再次“泼口恶骂”，刘心皇忍无可忍，再自印一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多达三百二十二页，比上一本几乎厚两倍。

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关于“文坛往事”的论战，被柳浪称为“苏·刘·寒交恶事件”。19其实，这不是谁与谁“交恶”，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本来，文学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属“过去式”，但在*时代，如果这史料与政治有关，与“拥鲁”有关，与左派有关，那就超出学术范畴。刘心皇、寒爵抛出苏雪林当年的“拥鲁”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求真，也不是“纠正文坛往事说谎的邪恶风气”20，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上纲上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坛的自身地位，维护既得的利益，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过*时代，不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进牢去。

学术论争应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可论战的双方无论是刘心皇还是苏雪林，均有许多违规做法。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