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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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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