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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叫作王唯铭的11岁男生因“停课闹革命〃而深感无限的自由，因深感无限的自由而在合肥路上驭风而去，这时，在当年的勒非德路、金神父路上，成｜人们扛着〃红三司〃、〃红革会〃、〃红上司〃、〃上体司〃、〃工总司〃乃至〃工纠队〃等等不同的大旗，满怀各自的理想而杀气腾腾地一路走来，他们立刻便要投入真正的搏杀之中，〃###〃立刻便要以当年提出这个口号的罗伯斯庇尔先生都不能想像的力度吞噬这座城市。

上海在激荡中。

瑞华坊32号里穿白跑鞋的尤大宝也激动了起来，38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激动这样解释：〃我也想轧轧闹猛。”

尤大宝第一个造反动作针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宣布与工商业主的父亲划清界限。1966年，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从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新人是许多“小开”的时尚动作。当然，对尤大宝来说，　他与父亲的决裂还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性原因。早在50年代中期，当父亲讨了第二房太太之后，他就不愿原谅父亲，在内心深处，他对父亲产生了某种意义的愤怒，而1966年到来的〃社会革命〃让他深藏内心的愤怒得以公开的发泄。

在瑞华坊32号底层，父亲和尤大宝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占据了厢房的另一半，尤大宝则和他的两个亲弟妹占据了厢房的这一半，在这一半天地中，他拥有〃资产阶级的父亲〃给予的一只宽大的红木大床，拥有两只价值不菲的红木梳妆台，其中一只梳妆台还镶嵌有诡异花纹的大理石。他还拥有一只豪华的红木大橱，不过，红木大橱上已经没有了那些尖头皮鞋，以革命的名义，他将这些〃腐朽的东西〃一一葬送在它们该去的地方。

现在，尤大宝在瑞华坊〃八号里〃（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出出进进，也在顺昌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室忙碌不堪，他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传达最高指示，一时间好不红火，在基本由〃社会青年〃结构而成的这个造反小团体中，他俨然是一个领袖。

但至多只有半年时间，尤大宝就断然地放弃成为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因为在〃革命〃和〃造反〃的那些日子，尤大宝与小团体中的某些人距离越来越远，他不满这些人打人、抢东西以及在〃抄家〃时表现出的贪婪，他反感这些人借〃革命〃和〃造反〃的名义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与生俱来的善良和长期“小开”生活滋润而成的宽容个性，使他无法容忍人性的疯狂，这种疯狂让他看见的是真正的兽性。就象多少年以前一样，突然地，尤大宝宣布解散由他一手创建的造反小团体，他退出这个越来越歇斯蒂里的地方。

1967年期间，〃造反玩票者〃尤大宝回归到了“小开”的社会角色，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不容许“小开”的存在，但当一个人对生活有着坚定而不妥协的追求的时候，又有哪种力量可以将其窒息，那怕是政治的力量。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3）

1967年的夏天。

尤大宝再次如同1965年夏天那样站在了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与其说是主动抛弃还不如说是被动放弃了小包裤、尖头皮鞋、花格子衬衫的他，依然有着这个时期最时尚的装束：

他的脚下是当时最时尚的塑料底松紧鞋；他的身上是由于“上体司〃的推广而在上海极度流行的大翻领线衫和配套的线裤；他的头上，尽管再也没有了凡士林的光亮，却又由〃板刷头〃作为取代，顺便补充一句，30多年之后，〃板刷头〃在上海的成功人士头上疯狂流行，成为这个阶层的一个特殊符号。

这时，尤大宝结交了不少〃臭味相投〃的朋友，他们与他经常在第一横弄口海阔天空，这些人是：小冯、宝宝、小金以及姚格里。

他与小冯交流把玩照片的若干心得。

他与宝宝对话瑞华坊与大庆里的差别。

他与小金的话题无所不包，以致最后会一起来到当年蓬莱路市场淘几张旧皮，然后搞来皮鞋揎头，只化几元钱就制作而成小方头皮鞋，他们每人一双，从而填补了尖头皮鞋缺失后的脚下空洞。

他与姚格里会聊上北洋军阀的话题：张作霖的多房老婆、段琪瑞的大烟嗜好、吴佩孚的豪侠仗义，等等等等。

尤大宝与他们时常交换书籍，交换那个时代的禁书：《金瓶梅》、《三言两拍》、《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

经常地，他独自一人来到梅兰坊对面的一个旧书摊，逗留其中乐不思蜀。每天告别这个旧书摊时，他都会用火柴梗插在刚刚看到的书页中，第二天再从所插之处开始他的思想与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