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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康打过一次电话。他并没有接，于是我又给他发了短信。我在脑中构想了许多愤怒、悲伤、凄凄切切的句子，可是最后我只问了他一句“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回复。

黄烨倒是跟我解释过他为什么会突然结婚。他说：“杨康其实并不甘心就那么失去继承权，我姐也一直想通过联姻夺回自己在家族里的地位，杨康跟你分手之后，他们也算是不谋而合了。”

“可是你姐姐她不久之前还打电话劝我回到杨康身边，现在为什么又要这么做？”我问说。

“正因为如此，她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跟杨康结婚，而不必觉得对你有什么歉意了。”

“可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啊。”

“利益有时比爱情坚固多了。”

我一时无言。他便又叹息说：“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爱上的总是同一类女人。就是那种笼子里关不住的。那时我说你和杜希音在某些方面很像就是这个意思。抓不住的才是最好的，他会被你们吸引，多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只可惜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如果他一直都抓不住，或许有一天他就索性放弃了。”

我心中忽然难过的厉害。

周四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喝了两杯咖啡之后，我觉得自己似乎是清醒的了。于是，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了我和杨康从前一起去过的那些地方。大部分地方。我去了我们曾经去过的餐厅、穿过的广场、经过的马路和窄巷，点了我们吃过的下午茶，唱了我们一起唱过的歌。我还去了我们第一次谈起昆汀和《低俗小说》的那家咖啡馆。我将墙上那些老电影的海报重又看了一遍，意外地发现那些电影我差不多都已经看过了。我又拍了一些旧家具和绿色植物的照片，然后点了一杯拿铁一直坐到了傍晚。

离开那家咖啡馆时，我给杨康写了一条短信：“钱粮胡同32号的栀子花开了，整条巷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清雅的香气。”写完后，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又将那些字一一删掉。

周五，我去国际学校接了苏格之后，又和赵铭泽去电视台见了中心主任和两个高层领导。谈起《听。说》重新开播的事，他们依旧是那套模棱两可的说辞。我终于恼火了起来——不知是由于连日的失眠，还是会议室里的烟味。我对他们说：“我们的节目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开播？或者，你们真的为节目开播做过任何的调研和努力吗？”

出乎意料地，他们并没有发火，而是不动声色地问我说：“你为什么想留下来？听说你之前已经在上海找到别的工作了吧？”

“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喜欢啊。”我说，“在来这里之前，我在至少五家不同的媒体实习和工作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想让我变成别人，只有《听。说》让我做自己。而且，热爱这个节目的并不只有我一个。这个节目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松地在其他的电视台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可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我相信这样一群人做出来的节目一定也有很多人喜欢、支持、并且期待着它再次开播。”

我这么说着的时候几乎要被自己感动了。然而，领导们却没有像我那样轻易地被感动，他们只像平时那样语气平淡地让我回去等消息。

想来，有些事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我走出电视台时，心里泄气地想。

周六晚上，唐文心约我和夏安去了后海的那家酒吧为易明乔饯行。他今晚就要动身去非洲了——那里有一个国际援建项目，他们需要一个体育中心的设计师。

说是饯行，其实一点依依惜别的氛围都没有，我们身边依旧放着不相关的音乐，坐着不相关的人。我便问易明乔说：“怎么不歇业一晚办一个告别派对呢？”

他说：“周六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会来这里聚会，歇业的话说不定会影响他们的周末计划。”

我又问说：“你走了，这家酒吧和事务所怎么办？”

他说：“暂时托给合伙的朋友了。”

唐文心叹了口气说：“下次再见你就是两年之后了。”

“不过两年而已，很短。”他笑说。

我们像平时那样玩了一会儿桥牌和酒桌游戏。易明乔突然从身后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本子递给了唐文心。

唐文心诧异地看着他：“这是什么？”

“加州的生活指南。文化习俗、华人团体、租房信息，还有附近的图书馆、医院、健身中心、中餐馆、超市之类的我都整理在里面了，我还特别叮嘱了那边的朋友关照你，这些应该可以帮你顺利地度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