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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人”。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把心交给读者（1）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