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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家》的法译本，说对书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轻时候本来打算学医，因为父亲反对，才改学经济。另一次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她们母女坦率地讲了些法国青年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友协”的主席贝热隆先生陪同我们飞尼斯，去马赛，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译本《赫尔岑文选》送给我。我们从尼斯到马赛，因为通知当地“友协”的到站时间有错，迎接的人来迟了，急得贝热隆先生跑来跑去，不住地摇头，接连打电话找人。看见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反倒几次同情地安慰他，这当然没有用。但是后来车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的人，他畅快地笑了。根据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脾气很好的人。为了安排我们访问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马赛海滨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脚迹，在里昂我们过着友谊的节日。他和我们一起衷心愉快地欢笑。在维尔高尔先生“岛上磨坊”的家里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温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旧梦。这也和贝热隆先生与马纪樵夫人的安排分不开的。从早到晚，他们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协”干部也是如此。我们和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他们在荆棘丛中找寻道路，在泥泞里奋勇前进，对他们这种艰苦的工作，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长，困难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远在前面照耀。我们回国已七十多天，代表团成员分居三个省市，今天我还接到诗人的来信，他说：“想起在法国的那十八天，意味还是很长，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诗人可能把他火热的感情写成动人的诗篇。我呢，这几篇随笔只是向法国朋友的普通问候。倘使问起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我的回答便是：让我也把这余生献给人民友谊的事业！

七月二十四日

中岛健藏先生（1）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　①　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