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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新潮公司’，前前后后一共用国家的贷款投进去了几千万，然而三年过去了，究竟交回厂里多少？‘新潮公司’下面一共有几十个分公司，遍及省内和全国各地，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和负责人，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亲属和亲信。他们打的是公司的旗号，用的是国家的资金，却在”为他们自己大捞特捞。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还挣着国家的工资，顶着国家的干部头衔，坐着国家的汽车，享受着国家的福利，然而所干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无本万利，却不担任何风险！你想想职工们心里怎么会没有气？李市长，我只是想让你听我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呀。你想我们那会儿离退休时，该移交的移交，该退还的退还，然后开上个欢送会，拍拍屁股也就回去了。而如今可真是不一样了，像前年郭中姚让公司里的总会计师退休时，去年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离退休时，每个人都拨给了相当于100万款物的投资，让他们去搞第三产业。名义上当然是为公司去搞。其实这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离休了退休了，干了一辈子领导，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总得让再找点活儿干干，说白了也就是明退暗不退。这在好一点的单位是可以的，但在我们中纺公司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拿着贷来的活命钱，给他们个人去干事，忍心呀？李市长，你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离退休的时候，讲过什么条件吗，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风气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不给条件就不退，就是退了也不交，弄不好还会处处给你闹难堪，说不定还会告你一状，因为你的底细只有我才清楚，你敢不给我再办一个实体让我来干？或者什么好处也不给就让我这么白白退了离了？所以这个‘新潮’公司就越变越大。工人们就说，一只瘦马养了一身肥虱子，这样的马还能好活得了？市长，我这会儿就给你掏一句心底里的话，我在中纺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我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若领导干部有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不停地讲，要政企分开，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厂长和经理们真正拥有权力。说真的，这话并没错。可在咱们国家，这样做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你把权力下放给了厂长经理，可这些厂长和经理们又有谁来管理又有谁来监督？上边把权力下放了，下边又管不了他们，厂里公司里的事情还不全由着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想用什么人就可以用什么人，国家的钱和厂里的钱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他们要是个好当家人，是个过硬的领导干部那也没什么太可怕的，若要是碰上个又没本事、又没能力、私心又重的领导干部，又没人能管得了他，你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岂不是太可怕了？而把工厂和公司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等于是交给了一群败家子？就算一个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要是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没有新观念新思想，仍死抱着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工厂公司迟早一天也还不得毁在他们手里？也一样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市长，我说这些并没有想埋怨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更没有想借机发发牢骚的意思。公司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再有这种想法，那还算是个人吗？我说了这么大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最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干部问题。只要能下决心把中纺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也能着手去办了。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个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怕领导们心慈耳软，听他们说些什么，就什么主意也没了。拖来拖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等到把工厂拖垮了，把人心拖散了，再来收拾这烂摊子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既然职工们要求查一查，公司的领导们也希望能查一查，那就派一个调查组来查一查好了，只要能严肃认真、公正公开地查一查，就算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李高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原来他还有插话的意思，等到老厂长说到后来，他便觉得什么话也插不进去了。老厂长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算这些人没经济问题，没有循私枉法，但若只是一些庸碌之辈，也一样跟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老厂长虽然说他说的这些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李高成还是感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