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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纪毅、范凤台，还有一个叫刘多荣，手里都拿着枪，推开老虎厅的门，四枪并举，杨宇霆站在屋子中间，首当其冲，身子晃了几下，倒下地去；坐在沙发上的常荫槐可能是吓傻了，身子未动，便即呜呼。

这时宪兵司令陈兴亚已受命开始执行全城断绝交通的戒严任务。杨、常的尸体用灰色军毯包了起来，送到东花园暂置；血迹当然也打扫干净了，张学良便又打了一针海洛因，开始筹划善后。

“把朱处长、刘处长请来。”

张学良的幕僚，有武有文；武将闭祸，照例文官收场；这朱、刘二人，一个是军法处长朱光沐，一个是秘书处长刘鹤龄，奉召到达帅府途中，已经知道了这回事，彼此已经交换过意见，有了腹案，所以等张学良一问到“怎么办？”立刻便有了答案。

“他们犯了军法，审明枪决，要作一个判决书。”刘鹤龄说：“再要发一个司令长官领衔的通电。”

“我想，还要打个电报给何云竹，说明一切，让蒋介石有个了解。”

何云竹便是何成溶，湖北随县人，早年在武昌经心书院读书，光绪末年弃文就武，出身日本士官；他先是黄兴的主要助手，以后追随中山先生，亦深获蒋介石的信任。他在国民党内一直担任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秘密任务，负责运动各方军人，响应革命；北伐开始，他是蒋介石驻上海的总代表，现在正移驻北平，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

商量停当，由朱光沐、刘鹤龄分别动笔，通电中宣布杨、常罪状，先是总括一笔：“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下面提到东北与国民政府“信使往来，南北协洽”，只有他们俩，“返回观望，阴事阻挠。”

阻挠的具体证据是：滦东五县，不肯交还河北，其一；平奉车辆，张学良已允交还，而杨、常作梗，以至关内外铁路，迄今不能畅通，其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而杨、常坚持异议，其三；至于在东北，则杨、常“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而且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奉天省长王永江之被逐；以及激起郭松龄之生变，都该由杨、常负责。

既然如此，何以不早作处置，而有此突发的制裁行为？这一点当然要解释，是由于“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这十六个字便将“五路协定”、皇姑屯炸车这两重公案都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省不得说几句门面话：“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北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审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最后还有几句意在言外的话：“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这是说杨、常确是犯了死罪：“所冀海内明达，洞悉内情，共明真相”，暗示有日本人牵涉在内，只是不便明言而已。

通电列名的人，也就是召集会议、审判杨、常的人，除张学良以外，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已改名为辽宁的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海军司令沈鸿烈，以及东北元老张景惠、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等人。

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与通电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又接报告，该被告人等，又与共产党魁某某等勾结，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力收黑龙江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暗示三中全会以后，编遣任务开始时，将会有大规模的反中央军事行动；利用张宗昌、襦玉璞打前锋。

其时已到破晓时分，张学良叫人打电话给杨宇霆的两名亲信，粮袜厂吵长葆康及被服厂吵长潘廷贵，即刻到“帅府”来议事。此两人都还在被窝中，为家人唤醒后，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刻会议？及至赶到“帅府”，才知道杨、常被杀，顿时面无人色，身子抖个不住。

“不与你们相干！”张学良安慰他们说：“他们两个人该死，别人没有错。我找你们来，第一，要你们俩给他们办后事；第二，你们告诉这两家人，我决不会跟他们家属为难。”

上午九点钟，住在大和旅馆的孙传芳，接到张学良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面谈，已经派汽车来接了，请他务必命驾，到得“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