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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最尴尬的恐怕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陷于了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左右为难的境地。民众反对和日本谈判，外交官却又必须运用外交手段。他们需要向当时的国际组织——国联陈述中国发生的一切；需要向国联提出中国的抗议；进而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进一步行动。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咄咄逼人、随心所欲、甚至不把国联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对的是国联中各有利益考虑、各有心思盘算的西方列强。然而，他们所倚仗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一个内乱不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外交官的确有他们的苦衷与尴尬，要与民众真正有所沟通，何其艰难！

此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与日本代表吉泽几乎在会场上扭打起来：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无可争辩，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中国领土），这些军队造成中国人流血。流血无疑就是战争。上周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再次要求国联干涉。

中国的施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吉泽几乎要掐对方的脖子。为拉开他们，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Drummond）把发怒的东方人暂时安排到分开的房间。第三个房间里坐的是美国的“观察员”、美国驻瑞士大使威尔逊（），国联理事会的欧洲代表坐在第四个房间。

威尔逊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说日本违反了《凯洛格公约》（《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国际公约》——引者注），理事会同意吉泽先生的意见，该事件属于中日之间的事务。温和的英国代表说：“特别是吉泽先生已向我们保证日本现在正在撤军……我希望这些军队能尽快撤离完毕。”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联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长。

封面中国　第五章（16）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回忆录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