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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远距离运输。这些行业包括零售、住宿，许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服务业以及一些生产易腐易烂商品的农业和制造业。然而，多数的商品生产行业和很多服务业（包括电信、银行甚至一些教育和医疗服务业）能够远距离地交易它们的产品。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地点（当然，利润最大化也取决于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的法律或贸易壁垒）。表12�2同样也列出了几个影响投资地点决定的因素。

显然，生产成本是影响投资地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在这里很重要。低工资会具备吸引力而这必须考虑到相应的生产率水平（就像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因为公司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削减工资而是让单位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事实上，大多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于投资者根本不具备吸引力，因为跟它们超低的工资水平连接在一起的是非常低下的生产率、贫穷以及政局*。其他需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电力和电信服务），供货和成品的运输成本，公司利税的征收标准以及获得原材料、零部件和上游产品的稳定性和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供应。

多数的公司通常会将工厂设施建在它们同时能卖出相当数量产品的国家和地区。这减少了公司成品的运输成本，躲避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而且能让公司掌握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贸易政策（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促进本地投资和生产）通过使得本地生产相比进口更具吸引力来增强这种“本地市场效应”。

社会政治的稳定也是确定投资地点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公司不会在长期安全没有保障的地区——即使是低成本的地区进行数额巨大的、长期的投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各国政府竞相努力使自己更具“投资亲和力”，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亲企业的态度来向投资者做出保证，这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外商投资模式日新月异背后一个关键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国有化和政府征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构成对投资者真正的威胁。如今这种风险则已罕见；甚至连左翼政府鉴于投资对于整体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性，也急切地为投资者铺好欢迎的地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2章投资和增长（5）

可以理解在一个渴求投资以及投资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关于投资地点的关注和争论会是多么激烈。在更高工资水平的发达国家，工人们担心投资会流向低成本地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赢得更大投资份额的巨大挑战——大多数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全球化之下所有的投资将会流向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与之相反认为低工资水平总是被生产率低下所抵消因而对于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人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论断也同样是错误的。中国的现代化工厂同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相比在生产率水平上大致旗鼓相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却少了90％。难怪大量的制造企业正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将新的投资投往中国。

现实中的投资流动则有着细微的差别和复杂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具备较低的工资水平、纪律严明且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人口、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网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投资者将会排队在门口等候。投资长期流向了更低成本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地区（如中国和墨西哥），这证明了支持公司发展的政策对于投资地点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外来的投资为那些地区的劳动者带来了许多好处（尽管他们在随之而来的GDP增长中赢得一个健康份额的能力会被一些政策所限制，这些政策一开始吸引投资而且支持公司发展）。与此同时，那些丢掉原有投资的地区会遭受经济上的困难。想方设法去管理争夺投资的竞争以及扩大全球投资总量（这样所有地区就可以轻松获得一个健康的投资份额），对那些希望去建设一个更为人性化和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12�4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投资

如果投资取决于现在和预期的利润，取决于存在一个稳定的、亲公司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那么资本家们就该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投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支持公司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已有了巨大的改善，随之而来利润在大多数地区也有了提高，但实际上公司投资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

图12�1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净投资支出（折旧后）已经明显恶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投资放缓，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