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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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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３９０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２８７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２９１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１９２１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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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３１５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１９２０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１９１９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又由于孙中山及其同志不与军阀势力妥协，坚持斗争，国民党仍不失为中国政治中之重要进步力量。然至民十一年（１９２２年）顷，国民党匪特步履维艰，亦且进退失据。为重新开辟前进途径，势不能不改弦更张。

就在此时，孙中山先后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渐次确定接受苏俄授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党改组的方针，并排除一切阻难，坚毅不拔，实行这些方针。

今日国民党人对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