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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

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有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做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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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解决了。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希望主要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便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

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

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它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它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

，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１９００年它所做的一样”。

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

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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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

孙中山１９０４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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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

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