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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底后，已经陷进泥沙之中，谁有办法把它打捞上来呢？

为此，河中府贴《招贤榜》，广请能人贤士，打捞铁牛，重建浮桥，造福百姓。路过此地的行人，看了《招贤榜》，无不摇头而走。

这一天，来了一个和尚怀丙，把《招贤榜》揭了下来。有人劝他说：“师父，揭《招贤榜》不是闹着玩的，你能把它们都捞上来吗？难道你有神仙帮助？”　和尚笑了笑说：“我哪有神仙帮助，铁牛是被水冲走的，我就叫水把铁牛送回来。”

这一天，河边上观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只见怀丙和尚指挥着一班船工，用两只大木船装满了泥沙，并排拴在一起，两只木船之间用木头搭了个架子，怀丙指挥着把船划到铁牛沉没的地方，叫人带着拴在木架上的绳索潜到水底下，缚绑牢铁牛，再在木架上收紧绳索，然后叫船工把船上的泥沙铲到河里去，随着船中的泥沙的减少，船身一点一点地向上浮，待到两船的浮力超过船身和大铁牛的重量时，陷在沙中的大铁牛就一点一点向上拔，直到船身浮到大铁牛悬在水中时，怀丙就叫船工们把船划到岸边。这样来回反复八次，终于把八只铁牛全部打捞上来。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它的发生地就在山西运城黄河东岸的蒲州古镇。

铁牛亦称开元铁牛，位于永济市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东西各四尊。铸于唐开元十二年（　724），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迁，逐渐为泥沙埋没。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墙51米，距西城门　110米。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高1．5米，长3．3米，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宽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

走在铁牛馆，我仔细阅读着关于铁牛的来龙去脉。呵，曾经的故事，一定会让你吃惊不小。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上秦晋之间往来的一大渡口，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

《春秋左传》记载，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

唐代，河东为京畿，蒲州是中都，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开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齐名。开元十二年（724），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用去的生铁据说占唐王朝一年产量的一半以上。《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均记载此事。在两宋时代，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际，浮桥始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铁牛。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河水西移，铁牛被埋入河滩。

今蒲津渡遗址，西距黄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门（即蒲津门）近百米。1988年、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根据发掘结果，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　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　十分牢固。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

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资料。

大浪淘沙，黄河仍在，铁牛仍存，秦汉唐宋，都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