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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的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的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7）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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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1）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