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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心，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脸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是否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是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像刘国定这样的半流氓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党内高级干部，而且组织上竟然没有对这种人进行过适度的职务限制，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像战斗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中共重庆市委内部，竟然会出现正副书记都当了革命的叛徒？难道我们的组织考察和选拨领导干部的机制流于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们党内对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机制、选拔机制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刘国定、冉益智这俩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经历了洗牌一样的大破坏。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撑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被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态，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扎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就崩溃了。

笔者看过“歌乐山革命烈士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是：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都是些软骨头、孬种。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却在党内总是获得组织和上司的信任与重用？这些问题在白色恐怖下在我们党内有，在和平时期的今天，其实同样严重地存在。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