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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岭，都很难说。韩丁知道他们都是跟着大雄干的人，就向那家建筑公司打听大雄。他还到其他工地上打听过大雄——大雄在平岭的建筑行里不是很出名么——遗憾的是还真没几个人知道大雄这个人的，偶尔听说过的，也只知道他是个很厉害的工头，但说不清他现在去了哪里。

这其实只是一个完全不知有无价值的线索，韩丁却带着罗晶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几乎走遍了平岭的每个建筑工地和每个建筑公司，找得极其辛苦。开庭日期日渐临近，可供耕耘的地方也不多了。找不到这两个证人，检察院对载入证据目录中的那份血迹鉴定书的下落又迟迟未见答复，韩丁和罗晶晶每天早上起来，吃完了早饭便茫然相顾，谁也不知道今天该到哪里去，再干点什么。

彷徨了三天，韩丁突然想起了平岭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那位姚大维！

于是他就找了姚大维，像过去一样，打着老林的旗号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电话里的姚大维还是以往那样爽快的口吻：“我最近太忙，饭不吃了，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韩丁就说了想看看血迹鉴定报告的事。当然，他只说想看看血迹鉴定报告，没说想看哪一份报告，更没说他知道有前后两份血迹报告的事。

姚大维说：“就这事啊，没问题，你找检察院要就行，他们都有。”

韩丁说他已经要了检察院到现在还没找到呢。姚大维想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回去查一下，我帮你复印一份。”

韩丁大喜过望，没想到姚大维这么帮忙，不由连声道谢。他放了电话就把这个情况向站在边上听着的罗晶晶说，罗晶晶愣了半天，不相信地问：“咱们要给他买点东西么？”

韩丁愣了一下，马上摇头。他摇头是为了表示他和姚大维的关系有多么好，他说：“姚大维和老林是老同学，和我现在也没的说了。不用！”

但韩丁和姚大维通完电话以后便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急得韩丁每天晨昏坐卧不宁。他隔两个小时就给姚大维的手机打电话，夜里都打，但每一次都是“你拨叫的电话已关机”。他给姚大维单位打电话，电话转来转去终于转到姚大维的办公室，姚大维的一个同事在电话里把他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地问了个底儿掉。韩丁一通自我介绍：我叫韩丁，是北京来的，是姚大维的朋友云云……韩丁的京腔京调很标准，一听就肯定是北京来的，假冒不了。于是对方便告诉他，老姚生病回家去了，有好几天没来上班了。韩丁懵了：哎哟，他怎么病了？对方说：他也是人，怎么不能病啊！韩丁说：噢，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我去看看他。对方毕竟不明韩丁的底细，多有不便地搪塞过去：啊，他家呀，不知道。我们也没去过。如此这般，韩丁也无奈。

挂了电话，韩丁心情坏透了，在一边旁听的罗晶晶看他脸色不好，便叨咕：还是得送点东西吧……罗晶晶这么单纯的小姑娘现在居然变得这么世故，动不动就想着“送东西”！送东西是什么？是行贿！韩丁愤怒地说：不用！

韩丁赌气地想，到了开庭的那一天，逼急了，他就当庭要求把第一份血迹鉴定书也作为呈堂证据！但想想又觉得没用，因为第一份鉴定书也并未否定龙小羽杀人，所以即便第二份鉴定书认定杀人，和第一份也不矛盾。他之所以想搞到第二份鉴定书，无非是想提前研究，请教专家，找出矛盾，找出漏洞，而这个目的在庭审过程中匆匆听读一遍是绝对难以达到的。

在得知姚大维生病回家的第二天，他们等待已久并且为之紧张已久忐忑已久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了：韩丁接到了法院的通知，通知他三天后正式开庭。韩丁知道，这案子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不能再傻乎乎地苦等这份血迹报告，在最后的三天中，他必须全力以赴抓紧时间进一步熟悉那些原来早已烂熟于胸的辩护材料，为开庭做最后的冲刺。那些材料他本来已能倒背如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以及整套的逻辑推理和法理分析，随便从哪里进入都能前连后贯、纲举目张，但从接到开庭通知的这一刻起，他似乎一下子把它们都忘了　，他的大脑就像遭遇了病毒的电脑，所有储存刹那间一片空白，他不得不从早到晚把那些原始记录一一重啃一遍，重新输入大脑。他全神贯注于这样的复习，并没有注意到罗晶晶仍然在不厌其烦地拨打着姚大维的手机。她并不知道韩丁找姚大维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姚大维请病假回家了，她主观地认定韩丁执意寻找姚大维肯定是为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在开庭的前一天他们吃午饭的时候韩丁忍不住问她：你这两天总拨电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