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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议会派部队到这个省，这些士兵们既不支持兼职志愿警察，也不支持新教徒的半军队性质的组织，他们的开始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是来保卫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恢复正常生活的。

此时，出现了更加坚决的激进分子。他们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加紧他们方兴未艾的叛乱活动，使其如火如荼。接着，更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他们学着这个业已崩溃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恐怖战术。在塞普路斯，出门逛街买东西的妇女不是被枪杀在她们的孩子面前吗？在肯亚，毛毛党的成员不是曾经挖出英国小学生的肠子吗？看看这么做的结果吧！他们都赢得了独立。那些勇敢的自由斗士的领导人又怎么样呢？天哪，他们坐了几年监牢以后，还不是被邀请组织政府吗？

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原先抗英史上受过教育、造诣很深的人。他们觉得，周期性地搞些炸弹爆炸和谋杀不见得对爱尔兰的前途有什么好处。英国人通过秘密谈判暗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剥夺新教徒多数派统治的恃强凌弱的权力。

对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是靠疯狂的炸弹爆炸、枪油、秘密合约、盖伐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党首领）、马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城市游击战小手册》过日子的。要是他们的运动受到削弱，选择理智和谈判的途径，他们刚刚跟西德赤军连的前身左翼激进集团、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国自由组织（以巴斯克地方独立为目的，专门对西班牙政府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团体），和苏联通讯社建立的关系就会化为乌有。

经过一些激烈的内部争执以后，年轻的激进分子从老的爱尔兰共和军分立出来，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激进派。原先的运动称自己为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在分裂的过程中，激进派取走了一些纸板做的领章，但忘了拿走用来别领章的别针，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偷来的领章时只能用口香糖粘上去。至今，爱尔兰人都把激进派叫〃粘贴的人〃。

特别分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号候机处的那个值班警官，一面望着从都柏林航班上来的旅客涌进到大厅里，一面在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着那些事情。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三分。他认出了新芬党贝尔法斯特分部三名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就朝他的两名探员点了点头，让他们跟在后面，并安排盯梢。这件事给他无聊的工作增加了一点生气，因此心里觉得很高兴，没有对那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中年人多加注意。那个人穿着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蓝色大衣，拿着一件手提包和一个公事皮包，脸上挂着一点就像旅官常有的那种烦恼的神色。即使他认出了皮尔逊法官先生，也只会点点头，表示他赞许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每日电讯》是那样称这位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国会的未来首席检察官的。

皮尔逊使用自己的名字从都柏林飞抵这里。要是使用假身份的话，万一碰上一位熟人或新闻记者，那就会非常尴尬，虽然他有好的理由在旅途中使用化名。那就是，由于他在引渡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激进派已经威胁要杀死他。就在那个星期，爱尔兰卫兵队的一名中尉真的来拜访过他，讨论他的人身安全事宜，并建议他不管怎么样只要可行的话就使用化名。皮尔逊当时说，他会牢记在心的。

他乘地下铁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这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然后他走到白金汉宫高高的围墙外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他在那里叫了一辆计程车，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在国王交叉路口车站附近的贾德街下了车。他穿过尤斯顿路，走进了那个热闹的大火车站。在这里，他碰巧看到两名积极活动单位的成员，不由大吃一惊。积极活动单位指的是那个组织派到英国来活动的特工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他希望他们没有放置炸弹，要是引起混乱，就会延误甚至取消他去爱丁堡的火车。那样的话，可就要搞乱他相当紧凑的行程。

那两名恐怖分子分别叫做杰勒德。普赖斯和罗辛。麦克沃伊，他们并不知道皮尔逊跟这个运动的关系。普赖斯三十四岁，罗辛是个黑发美女，她二十六岁。普赖斯身穿一套整齐的深灰色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手里拿着一个昂贵的公事皮包；罗辛穿着褐色的裙子，深蓝色的夹克和淡黄色朴素宽松的短衫。他们看上去跟任何一对出门办事的白领工人毫无区别。

跟他们单位其他的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已经声名赫赫地制造过四次枪击事件；两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将军的妻子在爆炸中死于非命；四次火车站炸弹爆炸事件，六名群众，包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