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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奶奶始终觉得对不起我爸爸，爸爸的姐妹至今非常感谢我爸。可以说，是我爸爸保护了全家五口人（虽然我爸爸后来也变成了酒鬼，我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从小为爸爸喝酒所困扰，只是他不暴力，喝醉酒就睡过去）。奶奶53岁时去世，去世的原因听父亲说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在某种程度上和运气有关，没法控制。在日本有个说法，“今天是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得癌症的时代，而且癌症是遗传的”。

去年（2009年）年底，爷爷也去世了，享年85岁。死亡的原因同样是癌症。他临走之前，我回国陪他过了三天四夜，我回北京后，他就走了。对爷爷，我的感觉与奶奶不一样，我没见过奶奶，却继承了她对生命的渴望；我从小与爷爷相处，也亲眼目睹过他施行暴力的场面，说实话，心情比较复杂。但这不妨碍在他走之前，我们好好聊天，我给他做饭，喂他吃饭，我在身边，他食欲有所恢复，很高兴、很安心的样子。毕竟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血缘关系使我们无法分割。由于我在北京很忙，没能参加爷爷的“葬式”，但我们都不会感到遗憾的。就像“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似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任务。盲目同情，为对方伤心而忽视自己该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无法帮助临走的人，也不可能有利于你成长。还是那句话，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想躲都躲不了，我就做好该做的。希望我的人生，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姥姥一起过的，我下面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和一个小四岁的妹妹，因为孩子多，妈妈就没时间照顾我，不是愿不愿意，而是没办法。我很喜欢姥姥。听她说，我是三个外孙中最调皮的，从小是不怕一切、敢说敢做的人。到了超市顺手拿东西不结账，欺负弟弟，打架，在公共场所摸摸年轻女性的某某部位之类的事没少干。晚上不睡觉，姥姥就抱着我到外面散散步，兜兜风。白天使劲玩儿，疲惫不堪的我自然就睡着了，晚上又有了精神，真拿我没办法。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4）

姥姥也跟我说：“嘉一从小就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我教你一句，马上就能记下来。很小的时候，你就记得家里每件衣服是归谁的，说‘这是姥姥的’‘那是姥爷的’‘这是妈妈的’，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的’，你从来都是关心家人的好孩子，妈妈没吃饭，你坚决不吃，绝对不动筷子。你是我最操心、最担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最懂事的，能替别人着想的孩子。”

姥姥从小过的也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她有五个妹妹，十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外面拼命工作，养活六个女儿。姥姥每天背着两个最小的妹妹上小学，上初中后，每天放学后马上回家给五个妹妹做饭，真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爷爷从小也过着很艰难的日子（他有八个兄弟）。现在想来，二战前后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穷，许多家庭里，孩子也是营养不足，吃不饱饭。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开始逐步走出战败的阴影，开始回归国际社会。后来我学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才了解到日本战后的腾飞是个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许很快将变成世界第三），有个美国人还写了本《日本第一》，日本人也写了《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细节和故事都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们从小到大都过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没能上高中和大学。我父母都是7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后来也没有上大学。他们都很想上，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这可能跟我家在农村有关系，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村一样，许多孩子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上大学。我知道许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毕业的朋友的父亲很有社会地位，当官，做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等，他们都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至少我家从来不是这样的，一直过得简朴而艰难，从来没有过过那种奢侈的生活，至今为止，我仍然不敢跟那些有钱的朋友——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出去玩儿，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人生规则，考虑到长辈们艰难、勉强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所以，我从来都拒绝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富二代”们的邀请，对不起他们，我不是恶意的，也不蔑视他们的做法，我只是生理上、观念上无法接受。

反正，农村出身的加藤家从来都是很穷的。爷爷、姥姥那一代，父母的那一代，直到我这一代。

我三岁时的某一天，姥姥带我去看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