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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虽然也许对某些人来说简单明了。）简单地说，我能否写出来《大卫·科波菲尔》？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不像那个伟大而平庸的大作家那样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充满自信。虽然我认为自己比那位单纯明快的大作家经历过远为深刻的苦恼，但我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对现在也一样。振作起来！R．L．S．）没有自信。

少年时代的宗教性气氛，这可以大写特写，并且我也确实写了。青年时代的放荡以及和父亲的冲突，这如果想写的话也能写，并且，用足以令批评家诸君欢欣鼓舞的深刻笔调。结婚的事，就算这也不是不能写（虽然一边看着眼前渐入老境、已经不再是女人的妻子，一边写这个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决定和芳妮结婚后，又对其他女人说的话、做的事？当然，如果写的话，一部分批评家也许会高兴，会宣布说出现了深刻无比的杰作。但是，我不会写。因为遗憾的是，我无法肯定当时的生活和行为。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无法肯定那些是因为你的伦理观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家，而是像俗人一样浅薄。对他们想要彻底看清人的复杂性的主张，我并非不明白（至少在别人想这么做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无法全身心明白。（我热爱单纯豁达。比起哈姆雷特来更爱堂吉诃德，比起堂吉诃德来更爱达达尼昂。）浅薄也好，怎么也好，总之我的伦理观（对我来说，伦理观就是审美观）无法肯定那个。那么，为什么当时那么做了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换了以前，我会声称：“辩解是神的事”，但是现在，我只能赤裸着身子，举起双手，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

说到底，我真的爱过芳妮吗？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可怕的事。连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不管怎样我和她结了婚，并且一直到现在。（首先，爱是什么呢？我明白这个吗？不是在寻求定义，而是想知道，在自己的经验里有没有马上拿得出的答案。哦，普天下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吗？在许多小说里描写过许多恋人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年满四十了，竟然还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是，这并不奇怪。请试着把古往今来所有的大作家找来，当面问问他们这个单纯至极的问题。爱是什么？请他们从自己心情经验的档案库里寻找最直接的答案。弥尔顿、司各特、斯威夫特、莫里哀、拉伯雷，甚至包括莎士比亚，这些人一定会出人意料地暴露出缺乏常识，甚至尚未成熟的一面。）

总之，问题在于作品与作者生活之间的距离。和作品相比，可悲的是生活（人类）总是过于低下。我是自己作品的残渣吗？就象高汤煮后的残渣。现在我才想到，至今为止，我只考虑过写小说的事。我甚至一直感到由这个独一无二的目的统一起来的生活是美丽的。当然，我不想说写作这件事无法成为对人格的修炼。事实上，它成为了。但问题是，比它更有助于人格完整的其他道路，是否就没有了吗？（其他的世界——如果说行动的世界对于多病的自己已经关闭的话，那只是卑怯的遁辞。即便一生躺在病床上，仍然有修炼的途径。虽然那种病人最后的到达往往会偏于极端。）

也许是我太专注于小说这一条道路（在其技巧方面）了吧？我是在充分考虑到只顾含糊地追求自我完整、在生活中不拥有任何一个具体焦点的人（看看梭罗吧）的危险之后，才说这番话的。忽然想起了那位我曾经非常讨厌、今后大概也不会喜欢（他的书如今在我南洋的贫乏的书库里连一本也没有）的魏玛共和国的宰相。那个男人，至少不是高汤的残渣。正相反，应该说作品是他的残渣。啊，我的情形则是，作为作家的名声荒唐地超越了我作为人的完整（或者说不完整）。可怕的危险。

想到这儿，感到一种奇特的不安。如果把现在的想法彻底化，我以前的作品是不是应该全部废弃呢？这是令人绝望的不安。与至今为止我生活中的唯一主宰“写作”相比，竟然会出现更有权威的东西。

但在另一方面，排列词句时神奇的欢喜，还有描写中意场面的快乐，这些已经渗入习惯、性情的东西，我决不认为会离我而去。执笔写作大概永远将是我生活的中心，并且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没必要害怕。我有足够的勇气。我必须勇敢地迎接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蚕蛹要变成蛾子飞上天空，必须无情地咬破自己从前织就的美丽丝茧。

十一月××日

邮船日，爱丁堡版全集第一卷送到。对装帧、纸质等基本满意。

将书信、杂志之类全部浏览一遍后，感到在欧洲的人们与我之间看待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