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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浏览目录之后,至少年轻时那些令人汗颜的随笔无论如何也得删掉。
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声望(?)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还不能相信大众。他们的批判是睿智?还是愚蠢?从混沌中将《伊利亚特》和《阿涅伊斯》甄选并保留下来的他们,似乎不能不说是睿智的。可现实中的他们,即使出于情面,难道可以说是睿智的吗?说老实话,我不信任他们。但如果那样的话,我到底在为谁写作呢?还是为他们,为了被他们阅读而写作。那些只为他们中间较优秀的少数而写的说法,无疑是在撒谎。如果只被少数批评家称许,却被大众不屑一顾的话,我该是多么不幸。我轻视他们,但又全身心地依靠在他们身上。任性的儿子与无知但宽容的父亲?
罗伯特·佛格森。罗伯特·巴昂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佛格森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伟大,巴昂兹完成了那个伟大,而我只不过在咀嚼些糟粕。
在苏格兰的三位罗伯特当中,撇开伟大的巴昂兹不说,佛格森和我实在过于相似。青年时代的某个时期,我曾经沉醉在佛格森的诗(和维庸的诗一样)里。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同样体弱多病,品行败坏,遭人讨厌,感受痛苦,最终(唯有这点不一样)死在了疯人院里。如今他美丽的诗篇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而远比他缺乏才能的R.L.S.却不管好歹活到了现在,并且要出版豪华的全集了。这种对比真叫人伤心。
五月×日
早上,胃剧疼,服用了几滴鸦片。随后,频繁出现喉咙干渴,手足麻痹的症状。部分的错乱、全体的痴呆。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新闻周刊开始猛烈攻击我,并且充满污言秽语。按说如今的我应该已经不算是政府的敌人了,事实上和新长官舒米特以及这一任裁判所长也一直周旋得不错。那么指使报纸这么干的一定是那些领事,因为我不断在攻击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卑劣。开始时我曾经生过气,最近反而引以为荣了。
“看吧,这就是我的位置。虽然我只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介平民,但他们却把我一个人当成眼中钉而百般挑剔!我的力量甚至使他们每周都不得不反复宣称我并没有力量。”
攻击不光来自城里,还来自隔着大洋的远方。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岛上,批评家的声音也还是传得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三道四的家伙!加上不管称赞的人还是批判的人,全都站在误解的基础上,真让人无法忍受。不管是褒是贬,至少能完整理解我作品的只有亨利·詹姆斯而已。(况且他是小说家,还不是批评家。)
优秀的个人如果置身于某种气氛当中,结果会染上作为个人无法想象的集团的偏见——这一点在远离疯狂的群众的地方,看得格外清楚。在此地生活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使我能从外部用不受拘束的眼光观察欧洲文明。据说高斯这样主张:“只有在查林十字街周围三英里之内才存在文学。萨摩亚也许是疗养的好地方,但对于创作看来并不适合。”对某种文学而言,这也许是真的。但这是多么狭隘的文学观!
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
有一种自称性格或心理小说的作品。但我认为它极其罗嗦讨厌。有什么必要非得絮絮叨叨地进行性格说明和心理分析呢?性格或心理,难道不应该只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动来描写吗?至少,有品味的作家会这么做吧。吃水浅的船摇摆不定。就连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远比上面庞大。如同一直能看到后台的舞台,或者没有拆去脚手架的建筑一样的作品,我无法忍受。越精巧的机械,一眼看上去不越是简单朴素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在席卷欧洲文坛。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文学是选择。作家的眼睛是选择的眼睛。绝对地描写现实?有谁能捕捉到全部现实!现实是毛皮,作品是靴子。靴子虽说成自毛皮,但决不只是毛皮。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所谓“无情节小说”,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离开文坛太久,已经听不懂年轻人说的话了吗?对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正如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蔑视难道不是孩子硬装大人样时表现出的某种做作吗?让我们比较一下《克拉丽莎》和《鲁滨孙漂流记》。“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是通俗又通俗的、幼稚的解闷儿故事。”肯定谁都会这样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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