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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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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1）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牯岭路12号，陈布雷首先去觐见。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传说中周恩来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颇使陈布雷折服。陈布雷很想一亲周的风采。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来宾和陪客一共有230人。来宾都以个人的身份出席，不代表党派、团体，大多都是知识界、工商界的名流，如胡适、黄炎培、蒋梦麟、范寿康、经亨颐、张伯苓、张其昀、陈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陆费逵、洪深、潘公展、程沧波、虞洽卿、刘鸿声、范旭东等，真是冠盖云集。他们胸前佩戴着大会发给的特制的图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分别住在牯岭的美国学校、仙岩客寓和胡金芳旅社，自己拥有别墅的来宾和陪客则下榻私邸。

庐山牯岭是一个山上的市镇，谈话会场设在牯岭市街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三面环山，前临山涧，气势雄伟。会场布置成山字形席位，主人坐中央，来客、陪客分坐三面。陪客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高级官员。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我国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这对庐山谈话会不能不发生影响。

7月16日，举行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到达会场，由汪主持会议。陈布雷对汪精卫这个人有很矛盾的看法。他对汪的如簧之舌和生花之笔有点欣赏，可是对其人品总有点反感。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什么“自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话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蒋介石这次发言，颇得名流赞赏，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汪精卫那样，讲得模模糊糊、不死不活了。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到：“……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继又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为国内外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