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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