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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寰的屠杀政策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圈地”、“投充”、“剃发”、“易服”、缉拿“逃人”，以及“迁海”等法令的颁布，不但给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满族贵族统治者用野蛮高压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从而激起了汉族农民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抗。但是，随着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逐渐走向失败，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相继覆灭，清政府笼络汉族地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抗清志士们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命运抉择。一部分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一部分人则流亡海外，寄身异国；另一部分人则“祝发为道”，遁入空门。例如，方以智、屈大均、石涛、石溪、朱耷、钱澄之等人都曾一度为僧，或入清之后终身为僧。南明隆武朝廷的兵部右侍郎叶廷秀在“事败后，为僧以终。”＇132＇

诚然，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出家当和尚主要出于“复明”无望而又不愿仕清的动机，以致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出家为僧，却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只不过把反清复明的思想埋藏起来。甚至有些人念念不忘国难家仇，借寺僧作掩护，云游天下，终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四十年代，张念一以浙东大岚山为据点，利用“一念和尚”的身份进行反清复明斗争即是一例。天地会由少林寺劫余五僧创立的传说，就深深地打上了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的烙印。

“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正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又一年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原准备于甲寅年元旦首义的杨起隆，以朱三太子名义相号召，提前在北京城内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公开举兵反清，贵州提督李本深首先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闻变自杀。吴三桂督军迅速打进湖南，占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甲寅十三年（1674年），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云南提督张国柱，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吴之茂，长沙副将黄正卿，湖广总兵杨来嘉，广东总兵祖泽清，潮州总兵刘进忠，温州总兵宜宏勋，陕西提督王辅臣，河北总兵蔡禄等纷纷响应。当时的形势，如赵翼所说：“是时，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声，白首举事，亲至常、澧督战，兵锋甚税，是以四方响应，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相继失，人心皆动摇。……叛变四起，秦、蜀、楚、粤、闽、浙如鼎沸，选择转饷，目不暇给，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是时者。”＇133＇

诚然，吴三桂起兵反清，本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三藩之乱”是倒行逆施的分裂行为。可是，吴三桂举兵反清，却迎合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反满心理，在客观上导致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重新高涨。在甲寅年“四方响应”的反清队伍中，就不乏地主阶级中真正的反清之士。王船山闻吴三桂打进湖南，立即下山，积极活动，往来于岳州、长沙、湘乡之间。顾炎武也从北京匆匆南归。因此，甲寅年的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形势，既给正在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坚持抗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心中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然而，吴三桂毕竟声名狼藉。他引清兵入关，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他的种种丑恶表演，人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耿精忠、尚可喜父子之流在广东、福建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早为人民所切齿痛恨。于是，那些受到甲寅年反清斗争形势鼓舞而又不屑于与吴三桂之流为伍的抗清志士，便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决定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肖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火焚少林寺，天地会第一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申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九月初九日，万大哥失得，败敌阵亡”。＇134＇。肖一山的天地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