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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