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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奸商诱人下水也得严惩，可是抓不住他的辫子，徐循庭出庭作证时也振振有词。小蒋怕引起“赣南社会的反感”，只好把他放过。这样，小蒋“执法如山”的满腔愤怒就统统集中在了任锡章身上。

在审讯时，蒋善初被任锡章打动了恻隐之心，见他年纪很轻，又有新婚妻子和初生婴儿，很想救他免于一死。甚至连蒋经国左右的一些高干大员，都先后向蒋氏求情，建议从宽判刑。理由是：年青初犯，认罪态度老实，八百块钱大家分了赃，并不是任一人私吞；案情也够不上死刑。空气确是缓和下来了。任锡章似乎有了一线生机，或可免于一死。

可是风云又起。正在蒋专员考虑如何量刑之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在情报室、专署军法处、专员接近民众的询问处，都不断接到各式各样的检举和控告信，控告任锡章还在其他商店中进行过敲诈勒索，贪污罪行不止一两桩。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惩办任锡章这个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败类，斥之为：勾结奸商、包庇仇货的汉奸！

专署军法处会同情报室组织更多的人分头去查案，结果有些控告是查无实据的，有些是别的缉私单位干的也算到“仇检队”的头上来了，但是还是证实了有几桩的确是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干的。至于“验样”、“赊购”的劣迹就不胜枚举了。劣迹的更多暴露，使案情性质变得十分严重。连军统局都插进手来了。

军统局江西赣南站赣州情报组长陈志坚曾得到这样一份情报，说广益昌的老板先后送任锡章贿款约三千余元。并说江西省税务局略知此事，但不敢追究。军统赣南站得此情报后，曾考虑过关系蒋经国秘书的问题，如果情报不实，转报中央后，怕负不起责任，乃派熟悉赣州情形的军统分子刘大千进行复查。刘大千查证属实后转报中央。按一般规矩说，军统局是要将这类情报转报蒋介石的。可是，戴笠为了讨好小蒋，没有将这件事转报老蒋，而是在原件上批了：“转经国兄查明处理。”小蒋接到戴笠转来的情报后，心领神会，感到此事已为戴笠知道，怕戴再面报父亲，立即拟电交由赣南站转发戴老板，电文略谓：承转情报已悉，由弟亲自处理，决不姑宽。

其时，正是蒋专员建设新赣南伊始，百废待兴，大倡清廉，任锡章这得意门生宠臣爱将却给自己抹黑，还弄得上下都知道，不严惩如何交待？于是，任锡章下了大狱，在狱中也钉上了脚镣，而且不许接见家属。

任锡章的老婆知道不好了，到处活动求人救他丈夫一命。但她处处碰壁，无人敢承受此托。她又拍急电给他的哥哥求援，后来就干脆抱着孩子站在专署门口等候，等到蒋专员一进门，立刻向前跪在专员面前，泪流满面带着哭声哀求，把蒋经国弄得很尴尬。

如何处理任锡章，小蒋进退两难，只好征询智囊们意见。黄中美、杨明主张从严从快，理由是：“赣州有个民谣十分厉害，从军不如为正（政），为正不如从良（粮食部门），从良不如下堂（食粮专卖局），下堂不如当娼（仓库），当娼不如直接睡（税）。对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者，百姓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高理文、周百皆却主张从宽，理由是：“法律有它的庄严和程序，应当重事实重证据，刑与罪要相符。任锡章罪不当诛，何况又年轻，家有老小，又是初犯，应给予出路。”

小蒋还没有拿定主意，锁紧眉头，一言不发。

也怪任锡章的亲属太不了解小蒋的为人，走坏了后门，加速了任锡章的死亡。

任锡章的哥哥在某战区当少将处长，同陈诚、熊式辉都很有交情，接到弟媳电报后，即急电陈诚、熊式辉求援。陈诚电请蒋经国将此案送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处理。熊电请蒋将此案送省保安处军法处审理。

蒋经国对他的上级、权贵横加干涉他的事务，最为反感。见此二电，浑身冒火，勃然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他妈的！任锡章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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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4）

承办此案的四区保安司令部军法官蒋善初在行刑前两天早上，把任案全部案卷送给蒋专员审批。他的量刑意见是：十五年徒刑。小蒋要他第二天晚上8点钟去拿批示。

第二天晚上8点，他按时去了东院办公室。他见蒋专员戴着墨镜，阴森森的透着肃杀之气，就觉得不妙，大黑夜的戴什么墨镜？是不是要遮掩杀气？小蒋气哼哼说：“你在外面等等。”

他就坐在外面小会议室等候。只听见蒋专员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步声，又听见他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