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2/4 页)

不惭优种之‘方法’”。潘光旦正想找米下锅，没想到张竞生却撞到枪口上，于是当即写下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发表在5　月5　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6　月14　日、24　日又分别撰写发表了《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等，对张竞生进行全面的清算。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中，潘光旦先抛出张竞生的观点作为靶子：“故讲优种者，不能不从结胎时入手，而结胎的关键，又不能不从女子的第三种水入手。”然后从“色情亢进无可居奇”、“色情亢进与受精之关系”、“色情亢进与排卵之关系”、“复非卵之统计与其原因”、“对于优生学之误解”等五个方面层次推进，驳斥张竞生“似科学非科学，似艺术非艺术，似哲学非哲学”的性育文字的荒谬。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潘光旦把《新文化》与《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这些街头小报等量齐观，严肃地指出：“不正确的性的刊物，虽不能直接目为淫秽，但是它引人入歧途的力量，和淫书差不多，前者在感情方面诱惑读者，后者在事理方面欺罔读者。”并以“精神生活的健全”、“教育的训练”、“社会道德的动机”为标准，对张竞生作为性教育者的资格提出质疑。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8）

潘光旦有科学家的缜密，又有少年人的才情，在他的攻势之下，张竞生似乎难有招架之功，他只是在《新文化》1927　年第四期发表了《又出了一个怪头》，指责潘光旦“动不动以假科学加我罪名之上，可见他们骂人者有一致的组织了”。草草地作了回击，在逻辑力量上确是比潘光旦稍逊一筹。在《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一文中，潘光旦更以春秋笔法及科学主义讥讽张竞生：“近则有以专家自命者，著书立说，以欺罔一般社会。……据理驳斥之者，自不止一人，则彼又指为骂人者有团体，有组织，专与彼为难；又或疑一人而拟数名，作数稿，投登数种刊物，以示其势力之雄厚。”潘光旦还引证外国学者的理论，暗指张竞生患有夸大狂与偏执狂。

潘光旦对张竞生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嫌恶之情，时过境迁，潘光旦还不忘捎带着对张竞生的批判。1933　年9　月2　日，潘光旦在《华年》第二卷第35　期发表了《“性学博士”被控》，指出对张竞生这类“专家”有需要“专家研究与诊察的地方，法律的制裁是不中用的，至多只好算做第一步”。1941　年12　月，潘光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含沙射影地指斥张竞生迹近庸医。张竞生的性学理论容或有错误甚至荒谬之处，但指其欺世盗名却是言过其实的，这样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张竞生对待性学研究的态度，与周建人、潘光旦一样，是严肃认真而又怀抱某种强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样，张竞生的性学理论“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这种非驴非马，由真到美的知识范型，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现代的瓦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而周建人、潘光旦的文章，只要是涉及性科学或者节育方面的问题，都会一一注明出处，显示了中规中矩的科学素养。另外，在思维方式上，潘光旦强调中和位育、发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与圆融境界，张竞生却极力倡导“极端”，他认为“唯有从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志愿，三项上去讲求，才能得到我人心境上的美丽与成绩的巨大”。张竞生的极端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的。这或许才是张竞生不见容于学界、不见容于社会的深层原因。他的编写《性史》，出版《新文化》，开办美的书店，在传统势力，甚至在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看来，不仅是极端的，而且是异端的，就像惊雷一样，霹雳一声之后就归于沉寂，昙花一现之后就走向失败。

在《新文化》时期，张竞生还与夏尊、潘汉年、章锡琛、梁实秋等人展开了论战，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的有《调笑〈一般〉之所谓主干也者》、《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种》、《勉新女性编者章锡琛君》、《时事新报——研究系尾巴》，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党派恩怨，但更多的是张竞生对攻击他的所谓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的辩解与反驳。

耐人寻味的是，从未与鲁迅发生任何冲突的张竞生，却因为鲁迅的一篇文章和一条注释，而使张竞生蒙受了不白之冤，“遗臭”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负面影响比任何其他一位当年与张竞生正面交锋过的人都要强烈得多和深远得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