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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学生卖肉没什么了不起”。

许智宏：这句话肯定是有语病的，我想纠正一下我在什么条件下讲的。我记得在，可能在前年的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大学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人大常委，有人大常委就提出，怎么回事，北大学生还有卖肉的。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这个事情有，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但是我是有这样几层意思：一个北大的理念，肯定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教育使同学得到应有的知识学以致用；另外我觉得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做每一桩事情，他应该争取做到最好，中国老话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应该做到最好。第三我讲了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作为校长我也很难确保我毕业的学生一辈子，他都是在一个他理想的岗位上，所以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挫折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就要有应对这种挑战，应对这种挫折的能力。北大的学生，关键是出来了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大概我的全面的我记得我在人大常委会上，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媒体登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茫然，后来传到美国更有讲，许校长就是主张北大的学生可以卖肉。

陈伟鸿：同样大家会非常赞同您说的。确实北大要培养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但是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继续和您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北大作为一家非常著名的教育机构，那么每年的经费可能需要20个亿。那么如果说平均到3万名学生的身上的话，一年可能要花六七万，那么4年下来大概就是20来万。如果说您的这些学生每个人可能都平均20多万，如果他成为了一名学者，他成为了一名企业家，可能大家觉得物有所值。那如果说当这20多万花在这些走出校门之后，他们从事的是卖肉的工作的话，作为校长您会不会觉得这20多万花得有点可惜。

许智宏：我纠正一下，实际上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北大，相当一部分我们的教授承担着国家的科研任务，这个不能把它简单地分到各个学生的头上，因为这个就像科研院所一样。很多研究院承担研究任务，这个要给国家交差的，这个并不是教育经费。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研究型大学的成本是高的。但是当然我真是由于这样成本高我就必须培养我的学生能够为社会有用，能够做出贡献。我们当然希望避免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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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5）

陈伟鸿：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您所说的，每一个从大学走出来的学生他们都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同时我想，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教育也是一个投资，我们辛辛苦苦让一个孩子上大学，如果说学了4年出来，他从事的是这样的比较简单的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觉得难以接受，似乎没有体现大学的价值。我不知道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郑渊洁先生是不是心中有一些庆幸，因为你没有进入到这样流水线当中来，你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这种人，儿子在13岁的时候就被你勒令不要去上学了。

郑渊洁：是他不想上了。因为他从小，上小学之前我对他的教育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作为家长和师长来讲，是道德品质教育，首先做一个好人。这个道德品质教育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尊重他，让他活得有尊严，这样他才会尊重别人。但是他上了小学以后，我发现老师对他的尊重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只要考得好我就会尊重你，你只要考得不好，考试成绩，就会贬低他。

陈伟鸿：那您的儿子其实是在你自己的培养之下，现在看到今天的儿子，你觉得他没有继续这样的校园教育，没有去读大学是一种庆幸？还是一种遗憾？

郑渊洁：我觉得还行，他非常尊重别人，他非常有礼貌。这一年来，我露面以来经常有媒体的女记者采访我，有时候儿子也在场，完了以后她就跟我说，说郑渊洁，你照着你儿子的样给我们办一个男友培训班，说我们现在就见不到这样的男孩。

陈伟鸿：我觉得刚才郑先生虽然说，整个培养下来他的感觉是还行，但我觉得这当中有非常多谦虚的成分，在其实说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愉悦感，因为孩子毕竟上按照自己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模式来培养的，那就说去了学校，有可能他会失去这些最可贵的东西。孙先生，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孙东东：我觉得教育，郑先生实行的是因材施教，而且他最了解他儿子，父子关系嘛。但是我觉得他用在他家里可以，但不能在社会上推广。

陈伟鸿：不能推广？

孙东东：不能推广！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