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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其中很大一部分陆战队官兵只想为余辉宏报仇。

这些官兵也只有一个目的，找出那名放冷枪的日本狙击手。

可是，也同样不能否认，有很大一批陆战队官兵只是想趁火打劫，发战争财，并且宣泄鏖战数月的怒火。

直到十月十一日，第一支陆战队宪兵部队的邮轮到达东京，局势才稍微有所好转。

只是，仅仅二千名宪兵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十月十五日，到达东京的宪兵已经增加到了八千名，几乎每三十名官兵就有一名宪兵。另外，第五军司令部在当天公布了余辉宏的伤势，表示余辉宏将军已经渡过了危险期，身体正在康复。同时，第五军司令部也下达了余辉宏口述的命令，所有官兵必须于六日凌晨前返回驻地，未经批准不准外出。违令者，宪兵可以就地处决。

到这个时候，发生在东京的这场浩劫才真正结束。

整整十四天，东京已经不再是往昔的国际大都市，也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甚至算不上是一座城市。

据民间统计，在这十四天中，包括投降的日军官兵在内，东京的死难者超过了六十万。被焚毁的房屋超过了五十一万栋，至少一百五十万市民失去了家园，遭到强奸的妇女超过了八万，被洗劫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五百八十万帝国金元。

暴乱结束的时候，有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陆战队军官被宪兵逮捕。

后来，这些人中有三百一十四人受到审讯，或者被军事法庭起诉。其中八十四人被陆战队革职，解除军人身份，另外二百三十人在接受调查之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理，并且被陆续调往其他作战部队。

只是，没有任何一名受审军官被定罪。

当然，帝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场大屠杀，而是将其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份子的最后反扑。也就是说，这十四天中，发生的是战斗，而不是军人对平民的屠杀。

战后，该事件还被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当然，其内容是教导战后的日本少年，认清军国主义的危害性。让所有日本人都知道，军国主义最终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新日本的宪法中，军国主义被明确定性为“反人类思想”。刑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鼓吹、宣扬或者是实施军国主义，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最少也要被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可以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罚没财产等处罚。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随着帝国逐渐对一些战时文件与战时档案解密，“东京惨案”的真相逐渐浮上了水面。

另外，一些当时参加了大屠杀的军官也陆续写了回忆录。

只不过，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军人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声音也不够响亮。

让人不解的是，新日本政府不但没有为“东京惨案”的受害者翻案，还坚持认为正是军国主义将旧日本推上了不归路，而且也正是那次惨痛的教训，葬送了军国主义，为创造新日本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说，真正的受害者反而在为当初的“罪犯”辩护。

当然，在战争期间，这些事情是不会拿到公开场合谈论的。而且，对帝国来说，打赢战争远比处理一次“惨案”更加重要。

只是，在此期间，帝国海军与帝国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必然受到影响。

比如，原本计划十月十日在关岛登陆的作战行动被迫延迟到了十月二十日，后来又推迟到了十月二十五日。

紧接着发生的一起重大事情就让“东京惨案”变得无足轻重了。

第七卷　滴血珍珠　第四章　…　骂才是爱

从某种角度说，白佑彬是“东京惨案”的获益人，因为陆战队出的“风头”完全盖过了第62舰队炮击萨尔瓦多造成的恶劣影响。

十月六日，白佑彬搭乘“谷雨”号快速战斗支援舰回到舟山的时候，陆战第五军在东京那边正闹得欢。似乎正是如此，卫延年与陈锦宽把他给“忘记”了。直到第二天，白佑彬才见到了卫延年。

不用问，从脸色上就能看出海军总参谋长的心情有多糟糕。

昨天晚上，白佑彬已经在蓝凌波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东京那边的局势还很混乱，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还没有到达，另外海军司令部严禁走漏消息，所以蓝凌波知道得也不是很多。

让白佑彬感到欣慰的是，余辉宏挺了过来。

子弹打在了他的左胸口上，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