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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教师，在村里算个文化人，文化人向来多事，向来就不讨人喜欢。结果，他质问得越多，村上就越烦他，乡上就更烦，烦来烦去，就没他的地了。

王二水一家住在地窝子里，住了一年多，还是没分到地，非但没分到地，红沙梁机井里的水，也不让他吃了。从山上带下来的粮食吃尽了，仅有的几个钱也花光了，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而且这一年多，他因四处上访，成了搬迁户中的钉子户，县乡村三级干部，见了他就躲，有消息说，乡上已把他列入黑名单，打算将他一家退回五佛去。

“荒唐，真是荒唐！”骨子里，秦西岳还是一个爱激动的男人，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凡事爱发牢骚，爱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事物，可现实往往又离他们的标准甚远。尤其凡事只要一沾了“官”字，就离谱得没边儿，云里雾里，让他们怎么也看不懂，于是乎，他们就用牢骚来代替不满，用不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可光发牢骚顶什么用？喊几句荒唐能解决问题？

冷静下来后，秦西岳开始想办法，替王二水想办法。他把王二水手里的文件全要来，看了一晚上，终于确信，王二水告得有道理，上访也有道理。所有的文件，都没提向搬迁户要钱的事，更没提那一万。而且，那两个五千，文件里规定得很清楚，都是人一到红沙梁，就由县财政直接拨付，用于移民盖房安家，而且写清楚是发放到移民手中。

既然有道理，就应该坚持。秦西岳不相信，偌大的世界，找不到一个讲理的地方。市县这么多领导，不会连一个替老百姓办事的都找不到！

接下来，不用王二水再哀求，秦西岳就主动揽过了这事。一开始，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话说得很谦虚：“我替你问问，政府不应该说话不算数。”王二水很感动，王二水心想，有了秦西岳出面，他的地，还有钱，很快就能到手。可是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王二水的问题丝毫没进展。秦西岳问过乡里，乡里说这政策是县上定的，应该问县上。秦西岳问县上，县上又说这政策是市里定的，应该问市里。秦西岳最后问到了市里，主管副市长打着哈哈：“这事嘛，当初考虑得不大成熟，结果留了后遗症。这样吧，我跟有关方面说说，能解决尽量解决。”

秦西岳就等，两个月又过去了，王二水除了得到乡上一笔二百元的救济款，还有两袋子粮，核心问题一个也没解决。秦西岳这才相信，世上，真还不大容易找到讲理的地儿，上上下下几十号子领导，真还找不出一个能切切实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人！

后来王二水妻子的病又重了，怀疑是子宫瘤，王二水想拉妻子到县医院做个诊断，没钱。无奈之下，秦西岳掏出一个月工资，先让王二水给妻子看病。

这件事算是深深刺痛了秦西岳，也让他的思想发生质的转变。要说他对那些所谓的“破事儿”、“烂事儿”、“没人管的事儿”真正感兴趣，还就是打这以后。

就在那段时间，秦西岳利用闲暇，刻意到红沙梁村走了走，跟移民们喧了喧，才发现，王二水说的情况，移民中普遍存在。唯一不同的是，王二水站了出来，其他的人，却吞了、咽了、默默忍受了。

“哪见过钱的个影子，说好了给五千，还不都是哄人的。等把你迁下来，说过的话就都忘了，要死要活，是你自个儿的事，人家哪有那闲心，还管你移民。”乡亲们怨声载道，说的话难听死了。秦西岳又问：“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向上反映？”

“反映？你以为都是王二水啊，没脑子！惹恼了村上和乡上的人，以后还活不活人了？”一句话就把真相给道了出来。原来移民们刚到红沙梁，就有人打过招呼，要他们多干活、少说话，尤其不该说的，千万别说，说多了别怪不客气。有两个跟王二水一样的，掂不清轻重，也想闹闹，结果分地时就给分到了离井最远处，还是没平整过的地。单是把地往好里平，就得多花几千。“人是算账的，哪个轻哪个重，得辨清。多说一句话，多花几千块，谁敢说？”那个分了烂地的人冲秦西岳说。

秦西岳似乎明白了，小小的红沙梁，名堂大着哩。

果然，他在后来的调查中了解到，农委和财政给的那五千，市里的一半是落实了，县里因为财政紧，没落实。市里给的一半，说好是要落到移民头上，谁知乡上村上硬是给截留了。乡上要修政府大院，要买车，正四处筹钱哩，这钱能到了移民手里？村上截留的那点儿，全用来招待乡干部还有电干部了，不招待，地谁给你划？电谁给你拉？还有打井队规划队什么的，村干部正愁没钱招待哩，你个王二水，还到处告状，村干部能不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