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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