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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１８４０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同时，在履行２月１５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１８４３年１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ｆｆｒｅｇａ）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